祭祀不应被一概否定
原本严肃的祭天，被搞成表演，体现了祭祀本身的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特别忌讳祭祀二字，生怕提起它，仿佛一提它就是迷信。”高巍说，为了避开祭祀，很多仪式只好代以“献花”，不中不西，仪式粗疏，成了走过场，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事实上，祭祀是几千年文化积淀客观形成的，通过祭祀，人与自我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心灵因之得到净化和提升，在历史上，祭祀一直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应一概否定。
以祭天来说，古人概念中的“天”并非天空，它代表的是冥冥中的力量，所以《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古人对“天”长存敬畏，一方面，在农耕社会中，人们要靠天吃饭，没有天的护佑，生命就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天具有道德人心的终极裁判权，所谓“头上三尺有青天”，人的行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天负责，所谓“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天是我们文化的终极关怀
天与我们民族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我们文化的终极关怀。高巍说，虽然在古代，祭天是皇帝的特权，普通人不能参与，但对天的信任却具有开放性，所谓“天无私覆”，它属于所有人，当出现天灾人祸时，封建皇帝都要下罪己诏，表示是自己德行、治理方面存在缺失，引发灾难。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改观，则“天”数已尽，换言之，皇帝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他人可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古人重视天，将祭天仪式搞得异常隆重，并非源于愚昧和迷信，而是将它作为净化人心、实现和谐、警醒自我、达成良治的手段。而在敬天法祖的传统中，缺失了祭祀这一关键环节，则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我们要警惕走入这样的误区，即表面上尊重历史，但实际上却在否认历史，割裂历史。”高巍说。
功利主义造就民族心理危机
祭天圣典搞成表演，大有无神圣不可践踏、无庄严不可戏弄的意味，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心理的深刻危机。
高巍认为，中国文化对天信任的缺失，是一个逐步过程。从刚开始的天人合一，渐至机械的天人相应，到理学诞生，则彻底背叛了孔子的人文精神，走向人本的反面，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天与人不再沟通，彼此成了对立面。用天来压迫人，则人们对天产生反感，不再无条件信任它，这使民族心理出现了危机。
降至近代，将天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以发展、未来等名义，将一切传统、温暖的东西都认为是现代化的阻力，唯恐抨击不力，剥离不净，到“破四旧”时，极端情绪达到顶峰，传统东西没一件是好的，只要是传统文化，就必须砸烂。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对待历史、文化失去了尊重与真诚，总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结果将传统文化庸俗化、浅薄化，表面上是理性精神，其实是实用主义。”高巍表示，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但依然没有跨越实用主义的偏见，表面上在追溯传统，但实际上却阉割了它的灵魂。
高巍指出，以端午节为例，硬将屈原扯了进来，事实上，民俗节日源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与贵族人物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端午节比屈原诞生要早得多。可有的人就是要强行建立联系，不错，屈原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敬仰，但屈原爱的国是楚国，老北京过端午节压根就不提屈原，难道说老北京人就不爱国？任意“拔高”传统，只能戕害传统，会让民族心理危机进一步加剧。
祭天不如祭于谦
“春节搞祭天仪式，不如祭拜于谦、杨继盛。”高巍认为，祭天仪式与百姓生活关系不密切，现实也还找不到一种能将传统与现实连接起来的好的形式，与其这样，不如公祭于谦、杨继盛，作为民族英雄，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过牺牲，且历史上都曾被奉为北京的城隍，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今年庙会，一个突出现象是人们对传统越来越关注，东岳庙等处有祈福仪式，莲花池庙会也抬出了五显财神，高巍认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今天人们去庙会已脱离了吃与凑热闹的低层次需求，更希望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满足。
“如果把握好这个时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一些公祭活动，比如祭祀人文初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将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高巍举例说，老北京有初二祭财神的习俗，大多是拜关公，而关公是集忠义诚孝等美好品格于一体的偶像，对这样的良俗因势利导，不仅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又能传达积极的价值观，实现社会教育功能。
对于祭天圣典，高巍认为大家应持宽容的态度，允许它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对于饱受批评的清代服装，他表示，这其中有清代相关记载更完备、容易排练的因素，其实，即使是使用清朝服装，整个祭天仪式也不是从关外带来的，而是清代继承前代仪式的结果，仍然属于传统文化的延伸。他说：“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它会逐步与港台地区统一，最终回到传统服装的规范上来。”（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