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这句话依然适用于我们身处的这个变革的时代。“其实我们电影编剧和电影文学创作者都有一个感觉，这十年来，大家都感到有一种失落，或者是说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著名作家、编剧柳建伟如是说道。“要知道，现在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还设有文学部，其他各个电影制作单位、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公司，都没有文学部，没有文学编辑这样一个对电影文学创作起着支撑性作用的环节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电影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电影文学的缺失造成的。饶曙光说，“现在大家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尤其是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在影视创作座谈会上提出拿出3000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和奖励剧本创作。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对于电影文学和电影编剧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
在日前举行的以“关注现实生活，引领社会进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影协杯”电影编剧论坛上，与会的编剧和专家们就电影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方面展开了积极的研讨。或许之于中国电影来讲，在经历着产业化的高速进程之时，电影文学、电影批评更应回过头来，反思遇到的问题，启发全新的认识。
电影文学 从扪心自问开始
电影在反映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方面， 《飞天》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剧本把“中国航天”的宏大国家叙事与主人公的个人命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表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该片编剧之一柳建伟却面临着困惑：“ 《飞天》的确获了不少奖，但我知道这样一种重大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处于整个话语中心的边缘。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去年《飞天》获得金鸡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意外得奖，是冷门。我想现实主义创作遇到了问题。这些年，实际上是商业大片和话题性文艺片占据媒体中心位置的时代，是票房至上的时代，是欧美四大电影奖项引领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时代。作为主旋律题材的创作者，对此我是非常困惑和无语的。 ”
《岁岁清明》以杭州茶园的三个清明节结构全剧，在叙事方法上作了一次新的探索。剧本试图把“生活化”和“戏剧性”两种极致的风格在一个故事上统一起来，追求的是“意外”和“惊奇”的美感。该剧编剧程晓玲从40岁开始写剧本，她经常在思考写作的意义，“我一直在想，不就是一部电影吗，为什么总是跟自己较劲。我真的不想把我看到的现实扭曲着写，我也不想把我的所思所想藏起来，说一些拧巴的话，我愿意说一些真诚的话。我也会扪心自问：其实我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也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想想也没有什么可自欺的。我坚持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我的创作不是对生命的绝望，不是对城市喧嚣的厌倦，而是希望以平静的心态去写我感兴趣的内容。 ”
关注现实 找寻鲜活的切口
《钢的琴》是一部风格无比独特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真实地描写了东北老工业区一批下岗工人的喜怒哀乐。剧本把现实主义描写与理想主义色彩结合在一起，用诙谐幽默、略带调侃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该片的导演和编剧张猛则从年轻创作者的思维给予电影文学新的解读。他说，“其实《钢的琴》中带有一点小小的微观政治，它踩着一条线前行，我想观众能体会到这种微妙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就不对了。我想对于我们这些编剧来讲，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对于我们的体制、变革，有一些思考和关注。比如《钢的琴》描写了失落的工人阶级，是一种独特且个人化的创作感觉，它带来的声音，带来的画面、色彩都是特别直接的。如果我们忽略它，那么我们影像的性格都没有了，这是我非常坚持的。 ”
“电影离不开油盐酱醋。在洞察社会人生，尤其是在表现社会民生方面，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内地电影其实是落后于电视剧的。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编剧黄丹这样说道。他说道，“民生的话题正成为中国电视剧的最大母题。比如说房价的问题，再婚的问题，养老的问题， ‘80后’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我们在电视剧里面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在电影里却很难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失恋33天》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有前两年具有比较高认知度的《人在囧途》 ，情感表达也非常的饱满。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关注与回应。 ”现实社会，文明风暴的中心，每天都生产着大量电影素材，关注现实，找寻鲜活的切口，应该是中国电影当今最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与会专家们也谈到，关注现实，影片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就是写实，用抽象的方法，写意的方法都可以来表达关注现实的主题。
人文关怀 与产业发展的平衡点
去年罗伯特·麦基来中国讲学，特别提到了电影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善的中心。黄丹对此阐述到“无论社会和人本身，我们相信社会肯定有它的灰色地带，人也有他的灰色地带，可是人总有向善的本能。影片当中如何寻找‘善的中心’ ，成为任何观众、任何国度、任何民族所有的观众内心出发的内在需求。而这个善的体现，并非是很高大的，正是在人类有缺陷、很迷茫的时候，这个善才会显得更加好看且更富有吸引力。所以也正因如此，无论电影涉及到的现实是多么的残酷、无奈，但总是会给观众一个向善的引导，有时候会体现出一个想象性的好的结局。我们在想，当前我们有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依靠？ ”
饶曙光也谈到， “我们在树立当前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回到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挑战，从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梳理电影文学创作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创作和制作区分开来，从创作层面上讲，都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一种表达，都是对生活的独到的观察和发现，都是引人向上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从内心升华出来的。但是产业化时代，它其实又有创作与生产环节的脱离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从创作角度解决这样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因为，只有中国电影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