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文艺创作需要批评，如同刀需要磨刀石，庄稼需要农夫的锄头。诚如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在文艺界，会有根本不理会批评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有的作家所声明的那样，他从来不看批评文章，也不理会批评文章。这自然是他个人从艺的态度与权力，但是塞耳杜闻，至少我认为不是一个聪明的艺术家。其实，批评家也是如此，他也完全可以不顾作家和艺术家对于批评的反应，但这样的批评很难说睿智。不过这是就常理而言。而事实上，有的艺术家之所以回避甚至反感文艺批评，问题不仅仅是在作家、艺术家对批评的无视、忽视乃至仇视，而是有的文艺批评变了味，不再发挥使刀子更为锋利的磨刀石功能，不再起到铲除杂草使庄稼更为茁壮成长的作用。
如今的文艺界自然不乏促进文艺发展与进步的优秀的批评作品，但也无须讳言，批评界指鹿为马者有之，以臭为香者有之，捧杀者有之，追杀者亦有之，把评论写在顶戴花翎下的有之，写在红包上的亦有之。可谓乱花迷眼，怪相横生。
批评不能行走在正常的轨道，自有其复杂的原因，而从批评家主体方面考察，问题会出在诸多方面：一般而言，认识能力的庸常，会影响到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鉴赏能力的低下，会导致批评的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审美趣尚的低俗，会造成对不雅作品的追捧；不同的批评立场与批评方法，会影响到对批评对象的判断，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只能关系到批评取向和批评的水平，却不会影响到批评家能不能讲真话。批评是否诚实，能否讲真话，主要不是受制于批评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批评家开展批评的态度和目的是否端正。
批评之所以在艺术界有着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对于真理的坚守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以及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对于是非的激扬，对于优劣的评判。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说：“真理不在于辩论的细节，不在于个别推理是否正确，而在于所论的事物是否具有活跃的真实。你应该使我了解现象的本质，这现象在一连串其他现象中的位置，它在生活底共同趋势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您得相信，您用的这个方法就能使我对问题下正确的判断。”真理之于批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所谓抽象，是指真理乃是批评家所应遵循的求真问道的原则和理念；而所谓具体，则是批评家在开展批评中所要把握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所以，正常的文艺批评，应该是是非分明、观点明确、高下立见的；而这也是批评存在于文坛的价值。优秀的文艺批评，是衡量文艺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最好的参照。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批评家人生理想以及人格品质基础之上的。坚守真理、追求审美理想的批评家，才能不媚权，不屈势，更不会惑于金钱的诱使，实事求是地面对批评的对象，无论亲疏，无论贵贱，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坦诚地开展批评。现代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在《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作），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绝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畏惧，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在我理解，他所说的唯理性是之，就是坚守真理和审美理想，这是批评家必须具备的品德。
所以，文艺批评不讲真话，多半是在坚持真理和追求审美理想这个文艺批评的魂儿上出了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有什么期望？而我们除了被自然中的两项最有力的东西——真理和美德深深地感动以外，还能被什么感动？”在批评家那里，真理与理想这个批评的灵魂出了窍，他自然就没了主意，没了主心骨，批评自然如行尸走肉，何止是不敢讲真话，甚至是不肯讲真话。而对于文艺批评而言，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讲真话。它是搞乱文艺批评的罪魁，是败坏批评声誉的祸首。因此，要想重树文艺批评的威信，要如鲁迅80年前说的那样：“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