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将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新增“保护学生安全”内容，颇让人关注。联系此次修订的社会背景，新规可能引发对“范美忠事件”的第四波讨论高潮。
概括地说，“范美忠事件”前三次讨论高潮，第一次是在范美忠发帖现身说法之后，网友争议焦点在于“能不能就这么跑了”；第二次由“范郭论战”引发，舆论关注热点偏向“真小人与伪君子”之争；第三次是因为范美忠被取消教职，这时候大家集中关注的是能不能“就这样把范美忠干掉”。这一次，我想话题会更加务实，比如从现实操作上讨论，如何规范教师在发生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的行为。
就这一点来讲，新规增加“保护学生安全”的内容，可谓恰如其分。别看只有六字，分寸感掌握得不错。在某种程度上，还避免了一场“道德民粹主义”的危机。
教师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比如地震、火灾、水灾等）来临时，有没有责任保护学生（特别是未成年学生）的人身安全？一般认为应当是肯定的。“范美忠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找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规，也支持了教师负有保护责任之说。要指出的是，此前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所以，范美忠“先跑”，首先错不在他个人，而在于规范缺失。
然而，教师的保护责任应当履行到何种程度，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以前缺乏相关规范，这种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约定俗成”，比如从传统文化或道德共识上延伸而来，体现在教师个人道德境界上。换句话说，教师舍己救人无疑是崇高行为，反之教师像范美忠那样先跑了，顶多是缺德行为而不必（也不应）为此负法律意义上——刑事或民事的责任。在如此巨大的行为落差面前，舆论呈激烈争议形态，自然可以理解。包括有人指责范美忠必须舍己救人，有人支持范美忠一跑了之，都在上述行为区间。
那么，能不能从职业道德规范或法规强制规定教师行为？当然可以，而且有这个必要。只不过，无论是职业道德或其他法规，在这里必定出现两难甚至多难局面。规定高了——比如必须舍己救人——并不现实，规定轻了又起不到约束作用。
这就在于，从职业道德规范角度，也只应做到如此——即对教师责任明确化，又给个人选择留下足够空间。这样一来，以后发生突发灾难，教师像范美忠那样毫不作为的话，肯定是违反师德要求了；而教师选择高尚还是尽到一般职责，则有赖于个人道德意识。进一步来说，这一片领域应当属于个人道德调节范畴，而不应强制化。特别是，职业道德规范实属从业人员的共识范畴，其遵从和履行本就有赖于个体，而非表现为外在强制力。
从惩罚手段来保证行为实施的，那就是法律的事情了。但是，假定从法律强制的角度，也不可能（或不应当）明确规定教师一定要牺牲自我去保护学生安全。或者说，牺牲自我应作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后果而存在，不能从立法上鼓励甚至强制规定之。因为从现代文明理念来讲，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在一般情况下，个体没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必须为其他人舍弃生命。
现在，新规增加“保护学生安全”内容，弥补了此前的规范缺失。而新规修订的理念，有意无意地遵循了“最低限度”的“立法原则”，即仅规定教师在保护学生安全方面应当有所作为，并不具体规定要达到何种程度。
天堂和地狱中间的地带，乃人类赖以生存的人间；在高尚和无耻之间，是多数平凡如我者赖以立足的人性所在。这意味着，无论道德还是法律，都不能无限扩大到可能导致人人动辄获咎的地步。然而，“范美忠事件”发生后，舆论颇有泛道德主义倾向，持范美忠不死不足以体现师德高尚观点的人并不少见，破口大骂范美忠无耻者更是比比皆是。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民粹主义”的集体压力。法理学家H。L。A。哈特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提到，这种民粹主义认为，多数者有着道德上的权利决定所有人如何生活。自然而然地，这会让人联想到“多数人的暴政”一说。只不过，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多数人的暴政”。
多数人（且不说在统计学上是否成立）认为教师应当舍己救人，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凭借多数人的道德意志来替个人作出选择？甚至在某种状况下，可以采取道德上的强制行动，比如“以德杀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再多的社会成员认为舍己救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行为，依然是一种道德要求而非法律规定，因此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换而言之，除非法有明文，否则属于个人道德范畴的事务，不容许他人横加干涉，因为这很可能构成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
由此来看，“师德新规”恰当地维持了自己的本分，并没有一味地迎合舆论，从而无限抬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可以说，新规在某种程度上，还避免了一场“道德民粹主义”的危机。当然，新规可能在具体操作当中被异化，比如学校在实施过程中不恰当地引入“高标准、严要求”，从而使之成为教师不能承受之重。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