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为，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建构出一种理论。他说——
理论必须批评化 批评应该理论化
□本报记者/王 研
■现在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从文本中建构出一种理论
■在当今中国，谈到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有哪一位学者敢称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我所谈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局限在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上，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建构一个本土化的方法，可能还不太成熟
■舆论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过于理论化，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编者按
“重估文学批评”过程中，许多批评家都对当下文学批评大量引用西方文艺理论、食洋不化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家郜元宝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确实存在着卖弄术语、故作高深的现象，有些批评文章根本不想叫人懂。王彬彬认为，文学批评始终应该是从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出发，理论不可能直接变成文学批评的方法。南帆认为，理论资源已经前所未有地丰盛，甚至已经过剩。理论对批评的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批评家必须对于理论如何与周围生活产生联系存在自觉的意识。今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陈晓明从新的视角对此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是理论性不强。 “只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定位它在文学史中给当下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但不能提炼出这一经验的理论意义是什么。”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必须结合在一起，理论必须批评化，而批评也必须理论化。
当下，提起文学批评，一般人会毫不思索地把它归类为一个纯学术的概念，似乎它本来就是跟普通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事实上，文学批评也的确愈发艰深和晦涩了，它的读者范畴早已不是所谓的大众。那么，种种有关文学批评过度理论化的指责是不是就因此可以成立了呢？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并不这样认为，他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对文学批评的理解有许多的误区，中国的文学批评不是理论太多，而是太缺乏理论。 ”
“现在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从文本中建构出一种理论。”陈晓明强调，从理论出发不是从理论的一个命题出发，而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他说：“理论必须批评化，批评也必须理论化。 ”
我们这些年一直是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水平。不然就是抛个概念出来，什么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什么西方现代批评……诸如此类
上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文艺理论涌入中国，曾经长时期受到思想禁锢和精神压抑的文学研究者，陡然吸收了西方数百年的理论成果，对他们未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西方文艺理论依然是批评家、理论家们主要学习的对象，这种学习让他们大开眼界，但同时，也使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面临另一种质疑。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全面学习究竟还会持续多久？陈晓明回答说：“我们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在当今中国，谈到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有哪一位学者敢称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陈晓明说，只了解一些观点、一些学说，那不叫专家。“把一个学说、一位大师研究透都很难。在西方，研究者要么做黑格尔研究，要么做福柯研究，或者是康德研究。没有人通晓众家的学说，没有人敢说自己既懂得福柯，又懂得康德。我们做文学批评的，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有一个研究的方向和脉络。至少我没有见过号称把西方文艺理论学习得很透彻的中国学者。就算是写一种学说，比如康德论，或者黑格尔论，或者福柯论，能写到什么程度都很难讲。把一种学说研究透，已经很不容易。应该一个一个地研究透，而不是所有的都只是泛泛地研究一下，就以为自己成专家了。 ”
陈晓明表示，目前，中国的批评家们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看似范围很广，各种学说都有涉猎，实际上，在研究深度方面十分不足。 “我们这些年一直是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水平。不然就是抛个概念出来，什么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什么西方现代批评……诸如此类。这样的研究其实很容易，就像我们讲文学史的课一样，一个学期当中，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但是，哪一部分都不够深入。 ”
“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应该说，随着中国学术的更加世界化、国际化，中西之间的交流会更多，不断有新知识产生出来，需要我们继续学习。”不过，陈晓明也坦言，中西在学术交流上仍然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他说：“现在是英语的世界。中国学术对西方的影响有限，我们的东西很难翻译和介绍出去，这种交流确实不平等。不过，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所谓中西对立，而是语言方面的问题。我到德国、法国访问期间，跟他们的学者进行对话，发现他们也有很多的无奈。尤其是德国，德国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不过，面对一个英语的时代，他们也觉得德国的思想很难发挥影响。 ”
本土化应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能故作姿态设计出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建构一个本土化的方法，可能还不太成熟
如果说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仍然远远不够，未来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文学批评很难形成一套本土化的方法？陈晓明在谈论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时，曾经提出“中国立场”的概念，他强调这一概念有比较严格的限定，并不适合照搬到文学批评的身上。
“我所谈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局限在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上。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特点和本土文化经验的特点，非常鲜明和强烈。如果说没有很强的民族、国家的经验，没有很强的本土文化的经验，那么，是很难完整地理解当下中国的状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中国文学当然是中国人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同样，英国人对英国的文学最有发言权，德国人对德国的文学最有发言权。不是说其他国家其他语种的人就谈不好他国的文学，相反，他们可以发言，甚至可以谈得非常好，但是，归根到底，本土的文学还是要依靠本土的、母语的人来谈，来认定。 ”
“前些年，曾经有人提过社会科学应该本土化。那么，是否也存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本土化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思考逐渐会浮上来，被大家所关注。但是，我认为，本土化应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能故作姿态设计出来。文学创作之所以要讨论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是因为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很多创作经验，有一批比较成熟的作家。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看来，要建构一个本土化的方法，可能还不太成熟。 ”
我们并没有从理论出发，而是时时回到历史叙述中，回到文学史的研究中去提出问题……谈理论，不应该是一个空头概念丢下去，而要从文本中生发出理论来
陈晓明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同时又被康德、黑格尔的学说影响，也受到俄罗斯‘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影响，现在又吸收了很多来自欧美的理论。 ”尽管受到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文艺理论的影响，但是，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却还不是从理论出发。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今天，很多的批评方法还是从文学史的问题出发，其实不是从理论出发。舆论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过于理论化，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我们并没有从理论出发，而是时时回到历史叙述中，回到文学史的研究中去提出问题。 ”
“我所说的批评应该从理论出发，指的不是从理论的一个命题出发，而应当从文本中建构出一种理论。目前，我们从文本中能够建构起来的还只是文学史的话题，确立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而从中产生的理论的爆发力还不够。 ”因此，陈晓明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是理论性不强。 “只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定位它在文学史中给当下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但不能提炼出这一经验的理论意义是什么。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必须结合在一起，理论必须批评化，而批评也必须理论化。我们谈理论，不应该是一个空头概念丢下去，而要从文本中生发出理论来。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更加需要对当下的西方文艺理论、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动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提出的理论可能人家早在30年前就已经提过了。 ”
“我一直强调，批评家必须有一个非常广阔的理论视野，这样才能知道自己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前年我写过一篇评论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个人的一次实践，试图从文本的阅读当中去生发出一种理论。文中，我与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进行对话，并且通过对话来观察中国文学的经验，然后分析这种经验是否形成了汉语书写的一种意识。 ”陈晓明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离不开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必须身处于西方文艺理论前沿的平台上；二是透过中国的文学史对当下的文学进行独特的描述、独特的把握，也就是说，透过具体的文学作品看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为什么在此基础上，那样的写作是有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