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宋朝推行军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冗兵”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对西夏与吐蕃的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这种“军事改革”其实是被“财经改革”牵着走的，一些深层次的军事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比如军事制度，指挥架构、人事体制、兵种配置、奖惩机制等问题，动员体制其实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宋军事改革以“将兵法”为主干，以“保甲”“保马”两法为辅翼；主干强而辅翼弱。军队缺乏民间保障，民间缺少利益驱动，军民不一，根基不固。
王安石曾言“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其实北宋变法奉行的是富国为先，强兵为后，富国制约强兵，强兵屈从于富国的一套理念。富国与强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关系的。这种照顾财经利益的军事改革，从短时间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转军用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动员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就大量裁兵，北宋军队“精锐化”远没有达成，以往数量上的优势也丧失了。由于，“将兵法”实行后，禁兵与驻泊禁兵实行严格的定额制，兵员数量已成定制，但禁军的精练化并没有真正实现。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太平日久，精简后的兵员素质也呈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了北宋末年内外俱轻的局面，以至于金兵南侵，京师无御敌之军，州县也莫不溃散。所以说，宋朝推行的以“将兵法”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其“强兵”的“军事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淘汰“冗兵”的“经济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但是一旦军事改革被经济利益所左右，那麽这种军事改革其成功的几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唱着旧调子亡的国”还有人说：“唱着新调子亡的国”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其实都未必贴切。准确地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前后五十多年，涉及到了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军事改革，涉及到了科举改革，触及到了军民万姓的利益，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到宋朝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北宋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官僚体制这是变法的禁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谁也不敢真正触及。王安石嘴上发狠，其实不敢趟雷区，蔡京不仅不去触及，在打击元佑党人与清流物议的同时，反而用“丰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广泛的笼络士大夫官僚阶层，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以堵悠悠之口。在这种收买政策下，赵宋的“冗员现象”与“机构重叠”“事权不一”“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的诸多政治弊端，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整个官僚集团也日趋腐化奢侈堕落，党争营私逐渐呈现蔓延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统治基础的作用。以前有一种观点说：北宋实亡于“胡该乱改”，这个结论未必正确。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多少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内容。北宋变法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改良，凡是有关赵宋国体与政体的根本性领域一律不作改动，北宋政治机构改革基本属于叠加式的，旧的不去，新的就来，正所谓：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说是“胡改乱改”呢？但是这种不涉及，不触动是在政治体制与官僚体制滞后的基础上的，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比涉及与触动更好。新旧两党，貌似水火不容，其实也是只争枝叶，在维护旧体制上是一致的。新党以“适当改良”来维护旧体制，旧党以“一成不变”来维护旧体制，谁也不比谁更好高明一些，无论哪派掌权，天水一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虽然只是一场财经改革，半场军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人说北宋亡于“政治腐败”，其实这只是表象罢了，腐败虽然很糟糕，但并不足以亡国，北宋其实是亡于改革不彻底以及党争内讧而演变出来的“政治无能”。无能促使腐败，腐败又加速无能，腐败与无能相长，腐败为肘腋之患，无能是心腹之疾，最终动摇了北宋的根基，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了。
王安石变法与北宋亡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观点大多持肯定态度。其实客观公正的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并不是北宋亡国的主因。宋朝“靖康之难”，其祸源在外不在内。将北宋亡国完全归罪于变法，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灭亡，没有丝毫影响。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北宋的政治堕落与道德沦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竹西花草弄春柔”“一鸟不鸣山更幽。”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江宁，他博学逸才，风格高雅，文章恢宏，诗词佳美而意境恬淡，但其“位高权重”之时，又多有急躁近利之举，不知是政治扭曲人性？还是人性扭曲政治？不知是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真是可叹！也更是可悲！也许，真如安石诗中所说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但是他又如何不会成为东坡居士笔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记得，安石下野居住于金陵时，感怀南朝旧事，曾作《桂枝香》一首，其中有：“叹门外楼头， 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的句子，他登高怀古，看故国晚秋，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图难足的无限风光，感念繁华竞逐，伤心六朝旧事随流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期望的北宋王朝，在他去世之后，仅仅三十年就覆亡了。有人说，安石的这首《金陵怀古》透着一股亡国之音，若让我看来这难免不是附会之词了，不过这世上事，流水落花，也未尝随人愿～～～！
记得，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王荆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性格上的悲剧。我想政策面的失误，就不去谈了，所谓性格上的悲剧，无疑是指王安石“刚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种与不同政见者沟通的能力。“当世之人不解我，后世之人当谢我。”自负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别人去沟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骨。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无非是孤芳自赏罢了。但是“孤芳自赏”的人，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这种“孤芳自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让别人难以忍受的“刚愎自用”。应该承认，王安石志高存远非苟且之人，但为人处事多自相矛盾，他“急功近利”却“不谋私利”；他“不恤人言”而又“求万世名”！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也没时间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而要实干。王安石认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他坚信只要实干就会出成效的，只要苟力于国家，士大夫终究会理解的。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同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的用词“不量敌之众寡”一句，显示了所谓的变法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且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也许这段时间王安石表现出的“刚愎自用”恰恰是出于孤立弱势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刚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脆弱，而刚愎恰恰是一种掩饰罢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安石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这种焦急与愤恨是真实的，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殚精竭虑，夙夜忧叹；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天下之人，大有舍我其谁之慨！有人说，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这话看上去颇有道理，但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演变成一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这场围绕变法的轩然大波，一开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无法苟同的政治斗争，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又有什麽区别呢？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君子之争、小人之争，相互交错，错综复杂，又怎能完全区分得清楚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