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曾官至文化部部长，曾是中央委员，但他被公众所熟知的不是官衔而是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通过入仕施展抱负不同，王蒙在少年时代就主动与政治发生关系，在19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追求文学，在接下来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今年，年近八旬的王蒙推出了诠释新中国史的最新力作《中国天机》，在书中他直言：第一，我非常政治，想否认也不可能。第二，我非常文学，我从来没有去追求过、真正感兴趣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仕途”。
日前，王蒙在北戴河休养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王蒙祖籍河北南皮，他的南皮老乡为同是南皮人的晚清政治家张之洞创作了电视剧剧本，希望王蒙能提些意见。王蒙接见了几位河北老乡，并随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很文学我也很政治
记者：《中国天机》这本书谈政治一点也不含蓄，在其腰封上也写着“我要跟你讲政治。”是不是您晚年有更多的政治诉求？
王蒙：我有义务跟读者讲讲政治，否则，就对不起时代，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我从少年时代就深深投入到中国的革命历史中，11岁的时候就和北京的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差5天满14周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1949年3月14岁半成为团干部，后来我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有负面的经历、右派的经历，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义务，说点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学活动应该含蓄，我们写小说不能痛痛快快地谈政治，评论者、读者或者网民，他们按他们的角度对我的政治态度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我感觉他们的解释有的非常有趣，也有的有一定的深度，但是更多的是片面的和肤浅的，就产生一个想法，与其让你解释不如让我自己解释，让我说明白。
记者：《中国天机》出版后，评论界存在两种极端的声音：一是说写得尖锐，一是说太中庸。您自己怎么看待读者的评论？
王蒙：这本书能写成这样很不容易，读者有不同声音也正常，我在这里就是想给大家“交心”和“坦白”，我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一定会语出肺腑，不无独出心裁，我的独出心裁希望不致使朋友们受不了。
记者：您已经写过3部《王蒙自传》，还会写第4部吗？
王蒙：不会再写了，我是在写自传的过程中，认清一个事实，就是我很文学我也很政治，所以才萌生了这部《中国天机》。当然其他原因也很多，我年龄越来越大，都78岁了，希望把我想说的写下来。
我们还处在网络文明的低层次
记者：网友们对您的政治态度的“瞎分析”让您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您怎么看待网络？
王蒙：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网络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有他的积极贡献，无论如何是有利于民主的手段。现在网络监督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很多事都是这么发生的，包括贪官消费的情况，网民很敏感，马上看到揭露出来。一个是贪官污吏，一个是为富不仁，网友的力量对恃强凌弱的人有压力，对伪君子有揭露。但是它也带来很大危险，网络使思维表层化、阅读浏览化。过去我们拿一本书坐在椅子上一看好几个小时，反复看反复读，但是现在呢，网络是秒杀阅读，刚看两句话没兴趣，立刻换别的，所以说它是秒杀阅读。另外网络也使理论简单化，而且语言暴力非常多，有些事往往就是众口一词，没有分辨和讨论的可能。法庭上的死刑犯，是允许请辩护律师和本人申诉的，法律必须给处在劣势的，处在被谴责被质疑的人有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或者说是给他一个程序。但网络没有，网上如果都在骂一个人的话，你就一声也不能吭，而且别人也不能再说话，如果别人也出来说话，“唰”的一下又都来骂这个替他说话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网络还是处在网络文明的低层次，需要一个更高的网络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