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何时成为节日的，尽管有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似乎还是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自公元前约278年阴历5月5日屈原抱石自沉汨罗江之后，端午从此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民俗节日，而演变为一个含有特殊文化内涵的全民族盛大祭典节日，却有着大体确切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端午节因屈原而平添和丰富了它的人文内涵；进而细究这人文内涵，原来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特别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灵魂。苏轼诗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一个人的精魂能活在人民心中两千多年，足见他的伟大影响！
孔子早于屈原二百多年，使得儒家思想影响屈原成为可能。屈原的远大政治理想源于儒家的“仁政爱民”、“匡时济世”，他尊崇着古代圣王，力主举贤授能，力图建立正常的法度，以便使国家长治久安，并由强大楚国去统一中国。于是，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知“名”诗人屈原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情结。在这个情结中，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为了它的实现，他们在“儒文化”的熏陶下，修炼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人格情怀。他们愤世嫉俗、坚持正义、刚正不阿，揭露抨击昏庸政治，对奸佞小人切齿痛恨，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深切忧念。他们之中那些杰出代表人物，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再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先进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从未停歇过放飞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并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
如果问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更广义些——中国人的特色是什么，我以为最显著的是：和政治关系亲近。勿庸讳言，在非常化政治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思想方法又步入另一个极致——离政治远些，甚至说“与政治无关”。其实，政治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凡国家、民族，乃至全球，涉及人类生存状态的问题，哪有不与政治相关联的！这是人人都无法脱离开和回避掉的，否则就有“自欺欺人”的荒诞味道了。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萧伯纳的一句话，虽具调侃意味，却又道破了实质：“聪明人适应世界，傻瓜却力求世界适应自己，所以傻瓜在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确，一部中国历史，记诵了千千万万个这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傻瓜”！正是他们积淀下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彰显着“伟大而崇高”，并影响、形成、传承着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和做人处世哲学。这就是他们的思想精神能够穿越历史，流传后世的根本缘由。当然，外国亦然，只不过没有我们中国更突出，因此，我仍想从与政治的关系上将其视为“中国特色”。
当然，人民纪念这些志士仁人，还因为他们命运具有了悲剧性而更加缅怀。恩格斯给“悲剧性”的定义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就告诉我们：悲剧性是无尽的，因为客观的社会矛盾是无尽的，人类主观情感愿望诉求是无尽的，于是，二者之间的平衡始终是相对的，所以源于主客观矛盾造成的悲剧性冲突也是无尽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是面对困惑，总是由相对合理取代绝对的不合理，在这个进程中，与假丑恶抗争，为着真善美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息，就具有了永恒性。没有他们带有悲剧性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甚至是悲剧的最高形式——英雄牺牲生命，一部中国史书将是黯淡无光的！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瑰宝。
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有梦想的生活。从“忧国忧民”情结中焕发出来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理想的光芒以及为理想献身的志士仁人的道德指向，我想就是端午文化之魂。有了这个诗意的灵魂支撑，端午才能成为我国最富文化意蕴的节日。
为人民的人，人民永不忘记。屈原投江后，楚国百姓纷纷划船争先恐后地去拯救，于是才有振奋感的端午赛龙舟的民俗，以显示群体性的凝聚力；于是才有将饭团、鸡蛋投入江里的民俗，喂饱江里的鱼虾鳖蟹，以免伤及屈原的遗体。人们端午食粽，以祭奠英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忽略和忘记了端午节其实是德育的“特别课堂”，它可以教我们追寻历史、感悟文明、接受熏陶。让我们记住它，千万别只知道这一天赛龙舟、吃粽子……
端午节还有追寻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意义，并且在追寻中也使自己高尚起来，也有了意义！
吾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