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的重新思考
在20世纪的短短百年中，中国学界两次响起了“国学”的呼声：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世纪末的“国学热潮”。同样是这短短百年，中国社会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与传统的转化绝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着由物质而制度而文化的层层转变，是整个社会系统全面深层的演进。20世纪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桥梁，但桥尾的“国学热”却非桥头“国粹”的简单回声，同样的西方压力，同样的回应冲击，同样的精英介入，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关注传统，今天的我们甚至又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呼喊，从某种程度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学热”是百年前“保存国粹”声音的回响。“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
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似的“国学”呼声自然有了质的不同：百年前的“国粹运动”是危机意识下的学存天下，百年后的国学热潮则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探索。近代学者疾呼“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②；当代学者则认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他们自己”③。“保存国粹”是亡国危机下的救亡呐喊，近代学者的眼光是内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华的学术和传统；国学热潮则是转型之后的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装待发，当代学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与近代学者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少了些许忧患意识，增添了几分自信情怀。但是，无论是在百年前的忧患下，还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终与国家、民族绑缚在一起的“国学”，其身上所凝聚的“国”的色彩常常掩盖了其“学”的特征。冷“学”与热“国”间的矛盾虽多被民族激情所掩盖，但仍有一些学者敏锐而深刻的将之揭示：钱穆先生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④柳诒徵亦言：“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⑤钟少华先生更在其《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中对近代研究“国学”的40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⑥。中肯切要的批评自然与以国学为复古的偏激批判不同，批评中所体现的明确的学科意识使今日的我们无法再用当年的民族激情来搪塞，我们必须正视批评，反思“国学”。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趋独立，“国学”的“学”之本色亦渐渐恢复，何谓“国学”?国学是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能否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现代学科建设的必然追问将当年民族热情掩盖下的矛盾重新揭示，而当初在救亡危机下的仓促解释实在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初的“国学”因西学而立，自诞生之日起，即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染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在救亡心态下的“国学”人士论事多趋于极端，更有当时“致用”思潮的推动，实难对之有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尽管章太炎、刘师培等有“求是”、“致用”的思考，但“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六经皆先王之旧典，不读经则无以知古代之典章制度风俗学术，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学，姑治国学莫先于经”⑦，终究是当时的最强音。在如此背景下的“国学”显然是一种救亡意识下的致用之学，概念模糊，分类混乱，研究方法杂糅，自然不是一门能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时隔百年后依然不能回避现代学科建设的追问，新背景下的新国学是否具备了成为现代学科的独立品性?能否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世纪末的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百年前的国学分类因缺乏统一标准而颇显混乱，但当年在尝试中所产生的子类学科多已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在探索中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然而，新国学依然没有被纳入一般的学术规范，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国学概念与国学分类的再次尝试，当代学者没有刻意去用现代学科的规范去塑造新国学，这并不是遗忘，而是一种重新思考后的成熟体现，有意避开了现代学科规范的追问的当代学者实际上已然承认，国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国学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这一转型的见证和纽带，产生于20世纪的国学同样在传统与现代间承担了桥梁的作用。面向现代，立足传统的国学必然要以现代学科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学术，其结果自然是概念的模糊与分类的混乱，但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尝试的作用，正是这算不得成功的尝试，开启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已经完成了其作为纽带的角色功能，在现代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的世纪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的国学再次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即是这一角色功能的延伸，这是传统学术向现代的必然延伸。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课题和历史使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义或者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学，是以继承传统为主的学习过程；思，是以开创新知为主的思维活动，学、思结合的治学思路在融汇旧学、新知的学术研究中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割裂传统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学术意义的茫然困惑，而拒绝现代的固守传统必然将旧学引入陈腐僵化的学术绝境。作为纽带的“国学”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20世纪的学者们也一直为之努力着，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虽以国粹相标榜，但仍有“国粹不阻欧化”的呼声，“五四”推翻旧学的背后依旧有“整理国故”的声音，在世纪末所兴起的“国学研究”所延续的依然是这一治学思路。国学与生俱来的传统特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在这个开放的动态体系中，自然也无法整理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规范来，但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学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精神，完全能够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中学术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⑧，“人才者，治功之本。学术者，人才之本”⑨，“学术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风俗之本也”。⑩显然，在人治思想下，传统学术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认可。学术作为君子守道的工具，达性、穷圣是其目的和境界，气节、言议则为其表现与载体，以全面塑造君子人格为旨归的传统学术可以算作是一种为人生的学术，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色彩和人文关怀。在“学而优则仕”强大惯势中的传统学术获得了超越政统的独立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11，在20世纪初，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存学”甚至成为压倒“救国”的时代最强音，国学亦应运而生。在国家危亡之际，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学术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学“既传承了长期的学统，又提供了通过重新诠释而再造属于‘国家民族'的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空间，且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远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学术分类”12。尽管初生的国学有着浓厚的“致用”色彩，但这包容而开放的“国学”精神消解了传统学术中的门户之争，在传统学术转型之始就奠定了一个视域宽广的研究平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洗去了“致用”的浓彩，恢复了“求是”的本真，重新走入现代学术语境，以其宽广视域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
国学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学术，秉持着一种对传统珍视和同情的态度，贯穿着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综合体悟的民族思维，同时融入了西学的研治思路与科学理性，这些特性共同构建了国学宽广深远的学术视域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