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道德理性与社会正义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主体修养、内心体验和道德实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 儒家的道德理性思维，对于科学地呈现和真正地实现社会正义，具有历久弥新的积极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政治多极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不可避 免、信息技术网络化的工具理性手段日益彰显的当下时代，如何将现代性内化为一种主体生 命的意义？犹如伽达默尔所说：体验作为生命的经历，“它以两个方面的意义为根据的：一 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而存在，并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 为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11 ］。中 国传统哲学的心性义理之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主体体认思维的独特智慧，其直觉智慧启迪 我们，面对当下全球化的境遇，我们必须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学会整合创新的全球思维； 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教条下的两种极端思维倾向：其一是文化一元论的话语霸权主义思维；其 二是文化相对主义的消解理性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维。前者根据西方现代性的理性至上原则 兜售西方的制度理性，主张这种制度理性能够公平分配一切社会资源、财富和权利，从而实 现社会正义；后者则在价值多元的旗号下，主张怎么样都行，从而反对文化的沟通与融合、 主张社会正义并无客观标准。
相形之下，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则以主体内在生命体验的方式，早熟性地觉悟到人生智 慧，为社会正义及其实现，找到了内在的文化本体论根据。因为文化缘起于人化，文化的功 能在于化人。中国古代思想智慧，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从内在心性的道德悟性层面 ，诠释人的外在行为及社会义理的合理性根据的思想方法，对于现时代人们真正实现社会正 义，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系生命，所以重德。”［ 12］ 人对于自身德性的认识并不像认识外界自然那样，需要不断积累见闻，而是诉诸直觉悟 性的慧根，所以北宋张载云：“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主张宇宙大道就在日常伦用中，所 以“天道远，人道迩”。因此，对于人生和社会智慧的觉悟并不必然依赖于知识的多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哲的 人生智慧的早熟，正是在天人关系紧张、人之对天无知而敬畏的状况下，人类对于自身心性 和德行的内省的结果。这些先哲主张以德配天，替天行道，追求天人合一；而人只要有了体 道、知道的主体觉悟，行道、布道、守道的实践行为就自然言行化成了。正可谓：“朝闻道 ，夕死可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部中国思想史是一部主体体认人生之道、社会正义之道、宇宙大 道的悟道的觉悟史。如《尚书•洪范》中所说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 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见，古人把正 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视作人君对于天道的觉悟。
《左传》中“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 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的立论，更有悟道、持道、守道的主体觉悟的意境。
老子认为，对于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的道的认识，必须诉诸直觉悟性。在老子以 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而没有涉及天究竟还有没有根源。到了老子，开始 推论天的来源，于是提出了道。道虽存在于万物之中，但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 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只有富有道 德大心慧根的人才能觉悟它，即“无思无虑则知道”。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精气”说，把虚而无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 万物内部的“精气”。《管子•内业》认为，“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 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人何以体道，贵在采天地万物之气 而内化为道德之气。
韩非汲取并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提出关于道、德、理三者相互关系的学说，他说 ：“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是万物的普 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是“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 之理”。而只有人的德性，才能达理而体道。
《荀子•天论篇》强调，“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人们必须替天行道，以 德感天，而不能怨天尤人。在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看来，在天之道与为人之道是一致的，人道是由天命决定 的。论道做人，就是知天命的功夫。在商周时代，天就被人们在心中肯定为至高无上的神， 它具有降临人世“吉凶祸福”、“得失成败”的权威。《中庸》更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的 命题，一方面用天命来说明人的本性，另一方面用人性来说明天之所命，这是把天内在化了 ，于是就自然引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发挥人的本性，以便与天 的潜能合而为一，道家创造性地把天的范畴发展到道的范畴，使儒家的先王之道、君子之道 发展成为一种本体之道、宇宙之道。尽管它认为道是一切现象的根源和最终归宿，是自然化 生的过程和全体宇宙的本质，道包含并遵循“有无相生”、“负阴抱阳”、“无为而无不为 ”，反、覆、一的辩证法则，但最终还是要落到道可为人用来处世治国上，故道不远人，人 能弘道。这与儒家强调的学问和人生履践的全部功夫都在于论道、行道、弘道是一致的。特 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使其对于道之本体的理解侧重人伦纲常，所以论道的关 键仍然回到了守常做人。
这种着眼于生命道德的人生智慧，以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觉悟到“性命天道 相贯通”的直觉悟性的体道途径的重要性，把主体的德性觉悟，视作体天道、知事理、顺人 心的先决条件。故此必先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即是说，只有内在 心性的德性实践的功夫到位了，外在的政治实践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对于社会正义而言， 先有了正义之心性觉悟的内在意识，之后才有社会正义的行为努力和制度安排。如儒家正视 道德人格的生命，强调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从而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 ，以悲悯之情追求最高的道德价值。“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使“万物育”。这 里的“位”可以理解为有差异的正义秩序，它是确保发展（“育”）的重要前提。
自西周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往往“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慧为惟一关心的问题，而无暇论 究好像不着实际，不合实用的希腊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问题，以及认识自然与一般知识技 能问题”［13］。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代发 展为一种 普遍的时代精神。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所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 以知之?”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亦不可知，即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 论”。人际关系则现实得多，于是便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人们以往在将其与西学近世以来 的科学理性思维的比较中，这种道德理性的思维大凡都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是，今天看来， 这种重视人的道德良知的古代思想智慧，对于社会正义及其积极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积极价值。这一点已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例如，在公元5—15世纪，中国传统重视人的道德理性觉悟的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就得 到了充分地发挥。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鼎盛、东方文明呈现灿烂辉煌，中国社会的 物质文明和道德文明相得益彰，实用道德理性的思维方式对此功不可没。
首先，就思维的广度而言，当时中国人充分地涉及了自然、人文、社会、技术、艺术、 建筑、音乐等领域，而不像中世纪西方人那样“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明 代出版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维广度，它涉及自然、社会、律 法、艺术、哲学、工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对此，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说： “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 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参见李约瑟著《中国科技史》序言(科学出版 社1975年版)。
其次，从思维方法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通过强调实用，把道德理性的思维趋向发展 为重视技艺、生产和应用价值的实证性方法，因此决定了对经验方法的迷恋。而西方中世纪 则独尊神学理性的抽象方法，追求和思考那些虚无缥缈的、跨越时空关系难以直接体验的神 学问题，并以主观繁琐的三段论进行证明。
再次，从思维结果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以火药、罗盘针 、印刷术为代表的重大发明，从而使其在天文、地理、算术、历法、医学、农业、水利、冶 金诸方面都雄踞世界前列。而中世纪西方人的神学思维方式恰如培根所说，是“不生育的尼 姑”，没有在科技方面结出思想果实。这一时期，中国思维以博大而精深的体系君临世界文 明之林。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求诸身，统摄天下万物万事于思维之中，并对 其予以深刻的反思。在哲学理论思维上，形成了诸多体系和不同理论，既有宋明程朱、陆王 的理学心学体系，又有张载、陈亮、叶适等的唯物主义思想。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辩 证法方面，都是欧洲中世纪哲学思维所不能比拟的。
今天，人心问题仍然比制度问题更为重要，而且仍然是制度问题的前提条件，社会正义 及其实现也不例外。人们只有广泛地达到了对社会正义的道德意识自觉，社会正义的制度规 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在社会正义及其实现的问题上，既不可完全诉诸西方现代性 的制度理性安排，而对中国传统道德理性文化资源采取“丢尽自家无觅处，手捧金钵效贫儿 ” 盛唐诗人司空徒诗句。的本土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完全希冀中国 传统 心性义理的德性文化能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而应以融会中西、整合古今的创新思 维，让社会正义通过人的道德意识自觉与合理的制度规范相得益彰而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