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停止了一生不倦的思索。5月30日，近千人赶到八宝山，用鲜花和泪水送了他最后一程。一个月后的今天，因为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因为有太多化不开的思念，大家又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追思会的形式，来盘点那些他未竟的事业……
更多的人知道徐苹芳，是因为他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大声疾呼。“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护都是第一位的”等旗帜鲜明的观点被媒体广泛报道。
曾经一起并肩战斗、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文物保护仗的张忠培先生，说自己是从徐苹芳那里开始意识到考古学家应该投入到文物保护的事业中。“我原来认为考古就是专业研究，等当上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几个月遇上了两次小偷和一把火，才意识到，离开保护什么都是空谈。”
从上世纪80年代晚期起，为保护好地下与地上文物，徐苹芳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三江平原到黄河两岸，从长江上下游到新疆的戈壁与绿洲，从大的历史文化名城到山间的村落，都留下了他嘶哑却掷地有声的坚持。大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大型建设，小到广州南越王墓这样的个体保护，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敢怒敢言，据理力争，从不妥协。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还记得徐苹芳先生抱病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故宫修缮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徐先生一直努力维护故宫的完整性，被占用60年的明代文物、我国唯一的明清两代皇家道观大高玄殿能够最终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全靠老先生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起徐先生的去世，几近哽咽。“前一阵子北京修六号地铁线，原来的方案居然要穿过故宫，幸亏老先生们一直反对。对于北京这座老城来说，能有今天的保护成就，徐先生功不可没。”
徐苹芳先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第五任所长，也是在夏鼐之后对考古所的发展重新进行了重要规划的所长。身为第八任所长的王巍说，集合全国力量正在进行的文明探源工程正是当年徐先生为考古所制定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上个世纪，他就能高屋建瓴地提出“文明起源课题”，显示了他卓越的学术见识。而中外合作进行考古、中外合作进行学术研讨也是由徐先生开风气之先。
如果说徐先生是带着遗憾离开的，那一定是因为学风——他在起草考古学科的“十二五”规划时，坚持要将这段话加进去：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考古机构普遍面临着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田野考古工作量剧增、压力过大的困境，自主开展的科研被迫压缩为最小乃至于无……原本具有普及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的学术成果经常被错位绑架到为发展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
他本是一个谦谦君子，有着从容的淡泊，可是因为急学科发展之所急，急文化遗产保护之所急，他又是那样的忧伤，那样的焦虑……
斯人已远去，犹存掷地声。（本报记者 杨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