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桐叶封弟”的故事中，周公的劝导、成王的践诺，都指向一个落脚点：为了维护天子的威信，哪怕是玩话、错话，也要当真话执行。其中没有或者说看不出他们有对社会成本负责的意思，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两相权衡起来，天子的威信与社会的安定究竟孰重孰轻？这里，我们不妨用心想一想，那个叔虞当时不过是个孩子，将来能否有长进还很难说，假如他是个不堪造就的混帐，周公也要成王兑现自己封侯的戏言，岂不是置晋地人民的福祸于不顾了吗？做君王的，若只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履行一句玩笑话，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有德还是无德？就此引申开来，一个人说的话，如果不当甚至是荒唐的，是不是一定要践诺才符合“信”的道德准则呢？或者说，当“信”与“义”发生冲突时，你该如何适从？能不能反悔？
信，也是儒家传统伦理的一项重要准则。《论语》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如果不讲信用，那怎么可以呢？他不仅看重“信”的社会意义，而且也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但在《史记》的记载中，孔子也曾言而无信。
事情发生在老人家最后一次去卫国途中，被占据蒲地、反叛卫君的贵族公叔氏给拦住了。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着自己的五辆马车跟随孔子。其人贤良勇武，见夫子累遭劫难，颇为不忿，便拚命与蒲人激战起来。碰到这么一个不怕死的，蒲人有些犯怵，就对孔子说，您若发誓不去卫都，就放了你们。孔子答应了对方条件后，蒲人就让孔子一行从东门走了。事后，孔子不仅没有改变行程，还跑到帝都去劝卫灵公出兵伐蒲。子贡见一向重信的老师出尔反尔，感到不好理解，就问孔子，盟约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被要挟而签订的盟约，神灵是不会认可的。
孔门十二哲人之一的有若，对孔子思想通常能作出符合原意的解读。他曾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说，信合乎义，言诺方可行。孔子答子贡问所涉及的信义问题，也许只有这样解释才合情、合理。《孟子.离娄上》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通权达变，是愚蠢的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守信的行为不一定都合乎义，弃信的行为不一定都违背义。信如尾生者，常被后人批评为拘于形式、不知变通，是守小信而违大德。弃信如刘邦者，如果因自食其言而利天下大局，后世并无诟病。古代那些天子们，正是在听从谏官劝喻、收回成命后被誉为开明皇帝的。事实上，将“言必行，行必果”兑现得最决绝、最彻底的，不是君王，也不是百姓，而是那些行走在大地边缘的侠客。与各类艺术演义出来的武侠不同，司马迁笔下记载的那些人和事并非虚构。在《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像季布、荆轲这样的硬汉，为了一句话，喝了几碗酒，就慨然献出自己的头颅，这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精神，确实令人慨叹和敬仰。但是，历史不忍细看。这类人物的行为因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是非观，除司马迁“多有不忍”外，史家历来毁誉参半，更不值得后人效法。这样看问题，不是说诚信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诚信的崇仰不能失之偏颇，走入极端。当“信”与“义”发生矛盾时，“然诺”应当服从法律和道义，否则就会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