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国及世界上的人们，都在纪念孔子，都在重新学习儒家经典。在孔子身上，究竟有什么值得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的我们学习与继承的，这是不能不搞清楚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积极诵读儒家经典，然而，他们对这个问题却依然是认识不清，停留在浑浑噩噩的阶段。
孔子及孔门（儒家），在其诞生及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是当时的诸子百家之一，虽然是比较显赫的一家。
然而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剥削阶级两千多年来维护自己统治的理论基础，被利用为一种思想专制的工具；因而在以“反帝”、“反封”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此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的正确口号，但并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全盘否定孔夫子的这一极左倾向，因为毛自己也言行不一，经常把孔夫子当成反面教员来对待，如他对郭沫若的批评。
文革中，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破‘四旧’”口号，把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一律当作封建剥削阶级的“四旧”糟粕扫地出门了；到了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更是一违自己过去的提法，亲自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批孔”的根本原因是，林彪书房里悬挂着孔夫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语录，林彪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批孔”的理论依据是：“克己复礼”是反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复辟奴隶社会制度的反革命行为，林彪要搞的是这种复辟倒退。
以上这些极“左”作法，致使人们已经不敢继承儒家、道家思想及一切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直到这些年，面对国内及世界上正掀起的读经热，有人依然在报刊上提出：几千年“典籍文化（“国学”）”的实质，就是封建剥削阶级文化，以反对读经运动。虽然读经运动最终得到党中央与团中央的肯定，但对于传统典籍文化，大多数人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认识。
所以，从根本上厘清传统典籍文化的性质，是我们国学热的当务之急。
我们曾说过：
“到夏禹之子夏启以后，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私有制随之产生了，社会自此进入了有剥削、有压迫的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但我们看到，夏商周‘新三代’的精英们，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虽处于奴隶社会，但他们并未摒弃‘老三代’的道德观念（‘德治’思想），而在相当程度上将其继承了下来，开创了此后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礼制’时代即‘小康’社会。所以，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及其道德（被后代称为‘儒家理想’），并不是彻底消失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或强或弱的保持着，与新兴的剥削阶级思想长期共存，而不管后者愿意不愿意。
春秋战国时期，是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时期。这个时期，生产力向前发展了，但道德却大大衰落了：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①
造成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所以才有孔子终生为之奋斗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的实质，就是想要在‘阶级社会’里创建一个含有较多‘大同’因素的‘小康’社会。”②
所以，对孔子的“克己复礼”，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退回到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中去，这显然是错的，但这是认识问题，这是孔子的局限性，这局限性是时代的，非孔子之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