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卖炭翁：
劳动成果被强占 只能忍气吞声
记得是在初一语文课本接触到卖炭翁的。老人家在终南山伐薪烧炭，几乎把自己都烧成了炭：十指黑黑，一脸烟火色。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这么辛苦劳作，无非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吃穿支出几乎占收入的百分百，恩格尔系数高。这么一项艰难的生计，却还担负着极大的风险。
且说那日天寒，夜来一尺雪，气温的下降导致燃料市场的旺盛，卖炭翁眼前的市场前景如同眼前的雪景一样喜人，于是赶车入城，正在长安市场南门外歇着，对市场前景作憧憬呢，不料非市场因素来了：来了两个宫中的采办，用行政手段将卖炭翁的产品拉走。一千多斤货真价实的燃料拉走了，采办们支付的是什么呢？货币现付？刷卡？都不是，而是半匹红纱和一丈白绫，连白条都不如，白条至少还有个许诺，有兑现的可能，这个就是以超低价格强买，永远没有物得所值的可能了。
卖炭翁后来如何？饿死了？冻死了？这是件揪心的事情，这种揪心一直揪到我翻开《资治通鉴》第235卷。
历史上的卖炭翁：
奋起反抗引起重视 站着把公道赚了
那还是唐朝贞元年间，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因为已经找不到当时长安政府派出所的记录了。正是唐德宗的时候。
某日，有个农夫用驴子负了一担柴去长安城里卖。诗歌中的运输工具是牛，这里是驴；诗歌中卖的是炭，这里卖的是柴。不管是驴子是牛，是炭还是柴，反正讲的是用牲口拉着燃料去卖。
这位倒霉的唐朝农民大哥，碰上宫中采办了。采办就是宫中的太监，他们掏出几尺破败的绢，一些用染料染红的破布，当做货币要买下这一车燃料。农民大哥不收，一来因为这样的交换太不公平，太难看了，他不愿意承认交易的合法性；二来他可能权当是自认倒霉，这一车柴就算是白送了。这种态度其实是一种鄙视和无奈的交织，但这两位跋扈惯了的采办，没有意识到卖家的无奈和鄙视，他们还是按照往常敲诈的常规，要这位农民付进宫的运输费，也就是采办的“脚力钱”，亲自将自己的牲口送到宫内去。
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卖柴哥开始伤心地哭泣，他自认倒霉，情愿把所得的绢还给宫廷采办，就是不愿意往宫里送货。估计这货一送进去，驴子也没了。
没心没肝的采办们把人往死里逼，竟然提出要卖柴哥留下驴子，卖柴哥终于咆哮：“我上有老下有小，靠着这头驴子拉点货赚钱养家糊口。把柴白送你们还不行，还要拉我的驴子，我拼死算了。”鄙视和无奈化成怒火，卖柴哥变成愤怒哥，愤怒哥变成拳头哥，照着采办一顿狠揍。冲突惊动了首都治安部队金吾军的下属——街吏，大概相当于如今的派出所吧，街吏将双方扣留起来。但事态没有停留在治安层面，而是一直闹到朝廷那里，当时的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到京城觐见天子，也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好，有关部门还能执政为民，罢黜了枉法的采办，宫中诏书下来，还了卖柴哥的驴子，还赐予卖柴哥十匹绢。这十匹绢大概是个什么价？得换算一下。
卖柴哥交易所得估算
卖柴哥起初所得：
几尺绢，满打满算也就是十尺。
唐朝时一车柴或者一车炭的价格如何，没法去查当年物价部门的数据资料，但是从卖柴哥不情愿接受买方所付价钱，以及怒气冲冲的反应来看，几尺绢的买价已经突破了卖家的心理防线和生存底线。然后还要赔上一头运输工具，亏大了。
卖柴哥最终所得：
交还运输工具不说，还得到10匹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一丈相当于十尺，十匹=四十丈=四百尺。相当于原来交易价格的40倍。据说一匹绢相当于200文到300文钱，那么卖柴哥得到的货币应该是2000文到3000文钱，这价钱当中我想更多的含有国家给予卖方个人的精神损失赔偿。
白居易为何不写卖炭翁的反抗
卖柴哥的故事发生在唐德宗年间，大概是公元797年，而白居易写作《卖炭翁》的时间比这个稍晚十来年：809年，已是唐宪宗年间。个别人物和事件不是完全合一的，但关键因素都能对上号：主人公是制作并贩卖燃料，且自有运输工具的农民；事件，燃料卖价被严重打折，形同抢劫；反映的时代背景，唐朝 “宫市”的野蛮采办行为。按照白居易的说法就是：苦宫市也。“卖炭”与“卖柴”，“赶牛”与“赶驴”，“几尺绢”与“半匹红纱”，性质是一样的。
史录不同于诗歌
至于为何史书上的卖炭翁那般金刚怒目，那是因为史书是记录，说不定还是抽取当时派出所的一段记录呢。派出所的记录不是诗，而是笔录和口供，为何打架，打得怎样，怎样处理，各方面都不能遗漏。到白居易笔下就是诗了，诗歌主观性相对强一些，只写卖炭翁的可怜和采办的跋扈，至于肢体冲突嘛，不利于引起大众和朝廷的同情，咱就不写了。
既有自己流泪的卖炭翁，也有让别人流血的卖柴哥，他们合起来，就是一个丰满而真实的群体。
卖炭翁事件原记录
选自《资治通鉴》第235卷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
结语：读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觉得卖炭翁的前路就是一条绝路，等着他的，不是饿死就是冻死；读《资治通鉴》里的卖炭翁，却觉得卖炭翁的困局，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卖炭翁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还是有活路的。
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时代，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们治下的一些行政执法机构在维护社会稳定、关爱弱势群体方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种作为并不受时代局限性的约束。不公平的事，无地不有，无时不有，古时候要解决，现在也要解决；东半球要解决，西半球也要解决。不是说只等着实行什么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最要紧的是先要培养作风好素质过硬的基层“小吏”，螺丝钉一般维系着公正这台机器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