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1921》、《风华正茂》、《我的青春在延安》、《红槐花》、《党的女儿》等一批庆祝建党90周年的红色电视剧，吸引了不同年龄的观众群。近年，电视剧中塑造了一批更加生动鲜活、富有青春朝气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的一些可贵品质，如务实、俭朴、为公等，已日趋被大众所传颂。
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引领大众的审美意识。重塑英雄人物，是中国电视剧艺术所应当自觉遵循的普遍规律。中国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艺术载体，要自觉承担起继续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重新审视民族心理、重铸民族灵魂的重担，以形象生动的镜像艺术语言定格曾为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做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人物，通过宏大叙事重新建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如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不仅对英雄的理念做出了更多哲学的思考，还对英雄的内涵注入更多人性的美点。剧作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汇在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观众审美情感的契合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电视剧《任长霞》中的任长霞视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雷厉风行，公正执法，刚正不阿，以实际行动对这些优秀品质做出了诠释，被广大群众称为“人民的卫士，罪犯的克星，敬业的楷模，爱民的标兵”。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有力地诠释了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士兵突击》以许三多人性的善良和本真抵御世俗的偏见和功利，并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情义、向善、“不抛弃、不放弃”等的向往和追求。《潜伏》中余则成为了革命目标而抛弃了自己的幸福和家庭，深深感染着观众。这些电视剧都是以把握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塑造了生动的英雄形象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指出：“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表现在美学上，便是高度强调美和善的统一。这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感人的英雄人物总会在受教者群体中引起情感的波澜，在个体趋善的教化中提高群体素质，走向和谐，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文环境。塑造一个英雄就播种一种勇气和力量，使人们在崇高的艺术形象感召下，净化了灵魂，增加了勇气。电视剧艺术家们将英雄形而上的概念具象化，活跃在荧屏上的英雄形象给人们清醒而有效的行为指点和精神培植，进而成为社会行为的有益指南。英雄的精神境界对观众构成一种道德伦理的震撼，同时也会形成一种道德伦理的积淀。这种积淀愈深，观众的精神境界就越高。
中国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艺术载体，除了表达自身的娱乐功能之外，也应该以英雄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新英雄主义叙事是一种对传统英雄主义的消解与重建，重在挖掘人性深处的美好品质。当今社会潜藏这样一种对英雄的向往，其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深层的时代焦虑所引发的英雄情结。个体在社会大原则面前变得渺小、苍白甚至卑微，如何确立自我认同的标杆，如何修复人类精神生态，如何协调来自外部的压迫性力量与内在超越性精神诉求所带来的社会与个人、世俗与高尚、平庸与伟大这一系列矛盾，则是英雄叙事电视剧热播的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彼得·伯格在《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中谈到，受现代化影响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以及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及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心灵漂泊、失落的个人。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人们的这种无根与漂泊、失落与伤感，在观赏承载着英雄叙事的电视剧作品中得到宣泄。人们回望历史，重塑英雄，在某种意义上找寻自己的方向和归宿，这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下意识的文化期待和文化诉求。
中国电视剧的英雄叙事，常常强调宏大主题，以英雄为主角，以崇高、正义、无私、坚强、勇敢、牺牲、拼搏、奉献等优秀的人格素养来塑造人物形象。镶嵌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形象，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具有强大的精神统摄力与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在这里，英雄成为一种具有感召力度的符号载体，他们的优秀品质无疑为观众提供了可以模仿参照的人格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