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和推广我国文化形象的手段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在对外文化形象的建立和表述方面所走过的道路？
王辉耀：这些年走过的路，经济上比较强，文化上比较弱。比如我们的出口变成了第一，对外贸易是第二大GDP的国家，WTO的对外投资翻了60倍。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文化上，比如说我们的对外出版，经常找不到一个书商。比如我们的艺术文化电影和经济地位还不相称，和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比也不相称。
对外传播和推广我国文化形象的手段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特别是在比较细腻、比较人性化的人文宣传推广和交流上时有欠缺。
中国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比如说建立了孔子学院。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化语言的推广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美国有两千五百所中学在学中文，在很多国家，中文已经成为第二或第三外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颜海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长久以来英语为第一强势语言的国际环境中，从摆脱被动、贫困、单一的形象，到有效地表达丰富多彩的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如何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基本主张和价值立场，一方面主动把握多姿多彩的表达方式，要在实践中探索。不同文化样式的高度发展，各种文化表达形式和渠道之间的深度默契和互相配合，都是文化能力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需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就是把对内的文化发展、精神生活和对外的文化表达和世界想象或分开看待，或混为一谈。我们可能需要有对内外两个方面互为消长的动态把握。现代以来，尤其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所有的文化表达、社会交流都既是本国的，也是国际的，或者说有国际性的维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气质，离不开对巨变中多维度的世界的把握、判断、想象。在转型发展中的中国，全社会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国际化文化能力的提升，以获得对自己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敏锐自觉；在对国际环境的把握中安放自己的人生。比如，我们如何在培育、深化自我批判意识以求自我更新的同时，不落入自我否定的虚无；如何在建立和表达我们的文化底蕴、历史自信的时候，又不落入自我膨胀的盲目，这既是专家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日常实践课题。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包括公民形象，有时被看成是自我膨胀和自我否定，这当然有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文化格局及其他诸种原因，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说，如何具体地扩展国际视野、在深化国际视野中获得心智能力的跨文化提升，也确实是可以努力的方面之一。
“过度谦卑与过度热情、过度冷漠与过度作为，同样不可取”
记者：你们认为，在中国对外文化形象的建立和表述方法上应该如何改进？
王辉耀：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担一些大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在一些国际组织机构的治理方面，中国应该参与，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现在能够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机构还不多。
全球化的浪潮有三个：货物的流动，全球资本的流动，全球人才的流动。我曾经建议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WTO，即国际人才组织。现在全球人才驱动是一个趋势。中国的人才输出是最多的。中国和外国相互学历和资格上的认证，必须先达成一个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成立的WTO组织专门负责国际高端人才的流动，互相给予便利。中国可以率先积极参与这些国际事务，援助一些海外的国家，尽到大国的责任。这样中国在里面获得的话语权就比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的多。
在文化上，我认为应该资助更多中国出版方面的研究，我们应该鼓励向海外发放更多的课题。中国应该拿出更多的经费来支持国外的学者进行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各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推出一些真正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的活动如孔子节，屈原节，并吸引各国的人才到中国来做文化。想塑造好的国际形象光靠中国人自己做是不够的。你得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所以你得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人才。必须大量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饮食，中国的电影艺术、歌剧的对外推广，都要做好。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要注重民间的交流。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不占优势，在美国想找一个全面介绍中国的英文网站很难找，真正能反映中国的思想和生活的比较少。其实，“百闻不如一见”，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和没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的高低有极大差异。
颜海平：当下，不少同行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如何能够在国际文化生活的主流领域中，发出有效的声音，表达自己、影响他人。首先，我们可能需要有对自己所做、要做之事的性质的自觉。在西方的观念中，所谓文化生产的全球市场，离不开语言的等级秩序，及其隐含的对文化价值、人性价值的等级安排；这种秩序等级的深度精致度，它的持久性和弥漫性，也许超出我们目前一般的了解。
在那个等级框架中，有一些文化行为，比如说模仿好莱坞，是受鼓励的；但模仿的内涵，是说样子你可以学得越来越差不多、甚至比好莱坞更好莱坞，最后的性质仍然是赝品。这是一切所谓“模仿之作”被预设的属性或者说命运。在生命原创和人性价值的等级链上，从一开头就安排了结果，即只能是也永远是在第二、第三等级以降。在国际文化主流领域中发出声音，意味着要面对、改变、超越这种隐含的不平等。我们对此如果有一定的自觉，就不会太着急，既不会轻易失望、过度苛求，更不会盲目自得。
具体到文化艺术形式创新和社会生活内容表达方面的实践层面，一个比较要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需要快速地学习和主动地把握国际文化市场多面、多层、丰富精致的专业分类暨受众分类，我们需要摸清合适和信息充分的“文化地图”。我们对动态中的文化市场的所谓高端、中端和低端要能分门别类地深入了解和具体对接，其中包括变动中的学术市场本身，以求把棋下到点子上。把我们要传达的文化信息，在合适的时候传到合适的区域、核心的区域。当然，对“文化地图”的认知和使用，需要机制性的支持；能力资源的优化，需要政策的结合；成熟的文化发展要有成熟的文化机制建设和支撑。比如，今年康奈尔大学我们数位同行一起发起了“全球文化南方论坛”(Global South Culture Forum)，论坛成员同时在美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香港发表文章；上海可能是论坛第一个在美国之外举行的地方。这样一种论坛，以高校为基点和杠杆，以长期对话为诉求，给社团化、民间化和学术化以空间，拓展了既定的交流渠道，我感到很有意义。但做这样的学术事业，学者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需要机制性的支持。
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求学时，中文系恩师朱东润先生多次谈到他的一个愿景：将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并成为有充分国际能力的“语言文学系。”我出国读研后，1987年回沪时探望朱东润先生，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谈的还是这一愿景。先生青年时代留英，战争中回国，新中国建国后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这一愿景成形于现代中国走出苦难向往辉煌的历史历程，其中蕴含的文化主动意识和学术前瞻意义在当下变得更为清晰。包括中国人文在内的“中国学”如何在向不同文明经验的开放中发展是一个大命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提供了极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丰厚的反思基础。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可以具体推动的工作之一，是对培养青年学人双语能力的重视，对中英双语实践能力的重视。这个双语能力不仅是指技术性的语言能力，而且指向一种对不同文明的逻辑能够有所把握、有所驾驭。这样一种能力，未必只有专与文字语言打交道的专家才能拥有、或者说需要拥有。比如，在当今上海科技创新创业的重要范例中，这样的能力非常关键；再比如，近年来在美国有一位叫黄西的中国年轻人很受欢迎，他是英语单口秀新秀。他在通俗文化领域里做的工作(当然未必都是优秀有效的)，为我们人文学者也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能力的启示。因为跨文化的幽默感是非常难把握的，它是对一种文明理解之后的超脱，是两种文明逻辑之间的明智而又主动的智慧谈判。事实上，这样的能力，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维度，源远流长又日日更新。
陈平原：如何改善中国的“对外文化形象”，这很重要，属于国家战略，很多学者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如此“大战略”，依我浅见，社会科学家更有用武之地。要说对于一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人文学科的特点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细微处用足功夫，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若太着急，用力过猛，给人印象并不好。采用霹雳手段，三下二除五，迅速改变外界对于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想象，不仅做不到，而且可能引起人家的警惕与反感。当然，这是传统的人文学者思考问题的方式。
如今，为了说明人文学科同样很“有用”，不少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承接各种实用性课题，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佩服之余，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过于直接、过于强烈的“实用性”，有时效果适得其反。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得不错，确实在“崛起”，国人也都开始挺直腰杆，说话有底气了。在我看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举足轻重”，没人敢忽略；但将此优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中国人对于人类学术思想文化上的贡献，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板着指头算清楚的“外币储备”，未必能迅速转变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
基于此判断，我认为，过度谦卑与过度热情、过度冷漠与过度作为，同样不可取。之所以主张中国学者应自然而然地、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让自家的思想光辉与文化力量逐渐展示出来，是担心过于追求速度，会不知不觉扭曲自己的目标与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