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多少打破了过往的一些陈规和读者的想象。就此次获奖作品来说，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题材特色，二是底层关怀，三是历史感；不足之处是作者年龄段过于集中，对青年作家、女性作家、网络文学以及小叙事关注不够。
张炜的《你在高原》拥有前无古人的长度。大家不约而同地表彰作家的文学态度，道德、职业精神超越作品本身成为奖励的依据。在这样一个忙碌纷乱的时代，450万字就像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一个不可“模仿、抄袭、剽窃”的行为艺术。莫言曾在谈长篇小说的尊严时说“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的确，没有长度就不是长篇，同时，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精炼、简约也是必须继承的文学遗产。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最关心的是哪些人通读过《你在高原》？作为普通公民，我关心的是国家该为这部阅读时间以月计的作品付给62位评委多少审读费用？
刘醒龙的《天行者》获奖在我的意料中，因为上次参选的《圣天门口》呼声很高，名落孙山时很多读者鸣不平。《天行者》题材独特，将视点投向民办教师这个行业。当今，教育、医疗恰恰是“民生”的核心，也是个人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希望所在。十七年前，刘醒龙就以此题材创作了中篇《凤凰琴》，受汶川地震后樊晓霞这样的乡村老师感人事迹的催发，他将中篇扩展，表达了对余校长、张英才等几代乡村底层知识分子的无比感激；没有他们的无私付出，没有他们的爱生如子，孩子们的心灵就会沙化，广袤的乡土大地就会黯然失色。在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之际，阅读《天行者》让人感动，文本中流淌的感恩之情应会引起大家的连锁反应，让我们重新反思民族大计。
和《天行者》的感恩之情同样突出的是《蛙》的忏悔意识。无论是主角“姑姑”，还是叙事人蝌蚪和讲述对象杉谷义人的身上，都贯穿着这种对“罪”的主动承担态度。文本的序言是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一封信，提到此书的缘起，书信增添了真实感。开篇姑姑飞骑自行车的形象及她与“老娘婆”的斗争暗含着现代性追求，后来姑姑的神圣使命由将生命迎接到世界上来，变成了阻止新生命乃至对孕妇的伤害。姑姑像《檀香刑》中的刽子手一样，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变成其化身，晚年则对着泥娃娃忏悔。《蛙》以小见大，在思考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展开对生与死的思索。文本添加了话剧部分，形式上有新意，开篇众多人物均以人身体各部分的器官来命名，既是生命的落实，也具有象征意义。
毕飞宇的《推拿》题材难度很大，叙述一群从事推拿工作的盲人对光明和爱的向往，他们以自己诚实的劳动获得人生价值。像过往的中短篇一样，叙事讲究，语言精致。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个部分，这显然是对《圣经》结构的戏仿。小说中的人物真是三教九流，什么行当的都有，在主人公杨百顺心中最有魅力的竟然是一个叫丧的，因为声若洪钟。作品借人物之口道：“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小说致力于发现一种彻底的孤独，一种“中国式”孤独，“熟人社会”深处蔓延的孤独，暴力的花朵盛开在这种孤独的中央。语言有刘震云一贯的冷幽默色彩。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名单公开，这是一种进步。每省推荐一个评委的做法貌似公平，实乃幼儿园分糖果的办法，前十强时“主席”身份受攻击应与各省推荐评委的身份有关。突出的问题，一是获奖作者年龄段过于集中（1955-1964），评委们年龄与此相近，各省推荐评委年龄未查，其中评论家、作家多是“50后”和“60后”。这就导致阅读盲点的存在，比如对“70后”、“80后”创作成果漠不关心，前“20强”已经暴露出来。现代文学史显示，最佳创作年龄恰恰在激情充沛的青年时期，这可参考茅盾本人的创作历程。二是对女作家应给予更多关注。就笔者多年期刊工作经验，当今写作即使不是进入阴盛阳衰的时期也已是男女平分秋色的阶段，近年民间奖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奖，但茅奖至今还只有张洁、宗璞、王安忆、迟子建几位获得，事实上严歌苓、林白、方方等已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且作品大气。评委中女性寥若晨星，而实质上女性文学工作者已经繁盛。“茅奖”趣味的多元化有待于评委成员的祛体制化，完全由体制内产生已注定了它的结局。
中国大地如此辽阔，每年长篇的产量惊人，尤其是网络给文学生产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要保证茅奖的公开、公平、公正和与时俱进，还有漫长的道路。申霞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