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等都不约而同地相继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公祭领域。在急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建构成功，却无意间依赖着公共权力的力量，打造了一个公祭的社会行动模式。
这些公祭活动，如法如仪，几乎就是传统祭奠仪式的再现，越古越好。香火袅袅之中，击鼓奏乐，献上五谷三牲；主祭人颂读祭文，行礼鞠躬……主祭人大多是地方父母官人，决定了这种祭祀活动自然就是公祭，具有代表机制，建构了圣祖与炎黄后裔的中介机制。
有道是：孔子搭台，经济唱戏；抑或是炎黄搭台，文化唱戏。传统信仰之古为今用，转型为古为公用，皆可在此行动逻辑中得到真实的象征。传统信仰的意义转换，在公共权力看来，惟有通过这样的公祭仪式才能出现。
我曾远道去访问孔子故里的后裔们，他们对我说：我们祭孔，但不去“三孔”，而是在自己的家庙里祭拜就可以了。我们村里有我们自己的孔庙。
对于这些孔子后裔来说，什么孔子搭台，经济唱戏，他们是不知道的，打造孔子经济，更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了。所以，他们的祭孔，当然就只能属于私祭，无法从中建构时代赋予的公共象征结构。
在湖北境内的炎帝庙前，我曾经看到了有的政府官员还率领着本部门的所有干部，为了炎帝庙的建设所捐助的功德，并在炎帝庙前树碑立传，勒石纪念。可是，这些政府官员或干部职员若是为其他寺庙、宫观捐助钱财，不但不能勒石刻名，反而要被批评为参加迷信活动。因为，这些行动不会具有公共象征意义，更不要说，能够在这种功德之中衍生出时代亟须的社会意义了。
像祭圣拜祖、唱“经济—文化”戏这样的时代意义，自然非一般人所能奏效。庶民百姓也不会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祭奠自己的先祖先圣。百姓只能为了自己的平安健康……去祭奠自己的爷爷、奶奶。正如他们在观看炎帝祭祀仪式时说的那样，平时只祭拜自己的祖宗，今天要看看炎帝的祭祀，祭祀中国人共同的祖宗。
不过，公祭的行动，也会像公共权力那样，尽管具有公共的仪式，却不一定就完全具有公共象征的内涵。人们最忌讳的那种假公济私的象征意义，也常常会在其中产生。在一些地方官员心中，或许也具备了打造孔子经济、民族认同模式那样的公共期待；但是，说不定某些地方官员，也可能会把这些对于祖圣的公祭，当成了自己的政绩或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的神秘主义方法。如果有那么一次，他们没有如法如仪地祭祀这些祖神和圣人的话，那么，他们便会担心自己的仕途了。古为今用，古为公用，同时亦可为私用。然而，由公变私，自然就丧失了其中的公共象征意义，极有可能使公祭模式流失于迷信层面。
也许，这些打造孔子经济以及炎黄文化认同模式的公共行动，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意义被象征在里面，经济就是经济，民族认同就是民族认同，没有什么好象征的。或者就是这些公祭模式，使用了孔子经济、炎黄文化的象征符号，有意无意地把潜藏在其中的信仰、意义问题给遮蔽了。然而，恰恰又是这种日盛一日的公共祭奠、如法如仪的传统祭祖祭圣活动，又实在是具有某种深刻的伦理的和信仰的意义。因为，这是在祭奠中国人共有的圣祖，是中国人固有的信仰和传统。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信仰和信仰的表达形式之间，都需要一个中介逻辑。有了这个中介逻辑——公共权力及其拥有者，才有可能具备或衍生出这样一种象征意义。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人们自己选择的信仰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去建构它们的象征形式呢……
作者： 李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