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良认为，成渝的改革是解放农村劳动力的过程,将赋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地位
■访谈动机
6月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重庆和成都为首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今年，重庆恰逢直辖十年，在欢庆与反思中，这个城市迎来了这份“大礼”。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如果说深圳是“经济改革特区”，成渝是不是“社会改革特区”？一次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改革，与传统经济特区相比，在路径选择上应有何不同？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社会改革是什么？本期访谈将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探讨新特区的意义。
一次以社会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改革
背景：重庆市九龙坡区宣布，将在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七方面推进改革。在许多专家看来，成渝未来的改革空间将涉及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从深圳到成渝，是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如果深圳叫“经济特区”，那么成渝应叫“社会特区”，你同意这个提法吗？
周民良：这个提法比较新颖，这次改革试验确实有很强的社会性：一方面，城乡改革本身就涉及社会平等、社会公平与收入差距缩小等问题，因而是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另一方面，这次改革的目标是追求在城乡之间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和谐关系，为全国城乡关系的走向提出前瞻性、可行性的思路。但我认为，成渝是一个带有综合性、全面性的改革，定义为“社会改革特区”可能是不全面的。
新京报：无法涵盖哪些内容？
周民良：首先，这还是一次重要的经济改革试验。
因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效利用。重庆、成都改革的目标也还是为了科学地配置资源、转化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改革过程中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也要求政府管理、政府服务等做适应性的改革。
党国英：从深圳到成渝，准确地说是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改革，也可以叫综合配套改革，它包括经济、社会、行政等多领域的改革。
新京报：为什么“全方位改革”的机会给了成渝？事实上此前很多有竞争力的城市都参与了竞争。
周民良：成都和重庆人口密度非常大，具有统筹城乡改革的典型意义。
重庆是四大直辖市中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直辖市。2006年，全国四个直辖市中，京津沪的GDP分别是：7720亿元，4338亿元和10297亿元，而重庆只有3486亿元；京津沪的财政收入分别为1117亿元，926亿元和1600亿元，而重庆只有529亿元；京津沪的总人口分别为1581万，1075万和1368万，而重庆高达2808万；京津沪的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为300万人左右，378万人和250万人，而重庆市的农业人口接近1500万人。
以重庆的现有经济能力，很难使其在西南地区发挥带动作用，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城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重庆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至于将另一个试验区选择在成都，乃是因为成都近年来积累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已经具有现实的推广性。
新阶段新矛盾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
背景：从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而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主持的最新报告指出：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现有数据推算的21倍。
新京报：“全方位改革特区”的确立，是不是意味着要抛弃过去那种单纯的经济性、小范围改革，转为综合性、大范围改革？比如，此前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都是直辖市划出一个区域设立特区，而这次整个成渝都成了特区。
党国英：也不能说我们过去就是小范围的改革和单纯的经济改革，但的确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统筹改革的主要方面。特别是过去在政府体制改革上进展不快，在建立社会公正方面也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举措出台。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还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要求，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是改革的市场化导向产生了问题。其实，我们在社会领域的改革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当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周民良：成渝改革与深圳等沿海的改革确实不同。
在深圳，政策的任务是吸引、聚集资本，在成渝，是要把农民的身份解放出来。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城乡关系严重失衡的社会格局，难以完全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城乡问题，必须通过体制与政策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以引导城乡资源的有效流动与合理配置。
新京报：改革所处的阶段变了，以往的改革思路需要调整吗？
党国英：渐进改革的整体思路是没有错的，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是，渐进改革也把一些难题留在了后头，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
从经济改革方面看，我们的要素市场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资本市场改革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步伐比较快，但私人资本成长还不够快，至今没有成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土地市场改革亟待破题，土地资源浪费的困境至今没有摆脱。劳动市场的统一性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没有获得平等的劳动权利的保护。
从行政改革方面看，有三个关键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或有力的解决办法。
第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关系不及早处理好会有后患。第二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调整问题。第三是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有劳动法，但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有力贯彻，私人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尤其突出。
中央应“放权”给民间，而非基层政府
背景：6月9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未来成渝“特区”所能取得成效正是“寄望于体制和观念的解放，而不是优惠政策。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大胆地进行探索。”
新京报：涉及社会多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在路径的具体选择上，怎样与以往的经济特区有所区别？比如，有官员就提到，成渝特区将不再是国家给优惠政策，而是给空间，放权。
周民良：我倒是认为，作为一种带有成本的改革，国家给予成渝优惠政策支持合情合理。尤其是，重庆地处三峡库区，移民问题多，贫困人口多，发展的困难较大。当然，改革应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科学设计与自主探索，这样的改革也才更具有推广性。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鼓励地方在重点领域与关键问题上大胆探索。深圳是这样，成都、重庆也不例外。
但比较深圳与成渝的改革，还是可以发现一定的差别。深圳等特区的改革，通过对外开放的方式，提供税收优惠，通过政策鼓励资本进入，以聚集资本，吸纳就业，创造价值。
但成渝的改革，将首先是解放农村劳动力的过程，赋予农村人口以与城市平等的地位，给予他们享受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并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与优化，来换取和吸纳更多的就业。但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便成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性问题。因而，两地的改革，就必须诸多措施一起实施。
党国英：在放权上，要特别注意，权利应该更多地放到民间，而不是放到基层政府。
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权事实上被单一理解为“政府发展权”。现阶段，计划经济退出舞台，民众的自主发展权正在建立，并开始逐步获得保障。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单一的“政府发展权”观念还很根深蒂固，人民的实际自主发展权还有待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比如公共物品的提供仍几乎是政府的一统天下，民间提供公共物品的潜能远没有得到释放。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
背景：近年来，重庆多次为舆论所聚焦，从“彭水诗案”到“史上最牛钉子户”，考验着中国最年轻直辖市的官员们的治理能力。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学者表示，“设立特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而是为了进行更深层次的行政体制改革”。
新京报：涉及经济、社会管理的全方位改革，有没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
党国英：从理念上讲，就是要实现公正。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获得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免于恐惧、饥饿和生存环境被污染的权利、了解政府活动信息的权利以及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净福利的最重要的部分，人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这些权利。保证了这些方面，就可以确立基本的社会公正。
新京报：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周民良：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最根本性的改革。必须改变城乡之间因为身份不平等带来机会的不平等，改变“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等现象。
党国英：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改变就业机会不平等。
一是传统城市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二是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异以及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壁垒。三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
如果我们有比较充分竞争的劳动市场，这三方面的情形不会很严重。
新京报：这些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党国英：不能说改革的阻力哪个大，哪个小，但可以说改革的难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政府职能问题，就要政治改革方面有动作。不能鲁莽、冒进，要对改革可能产生的风险有一个总的评估，尽量减少改革的风险。扩大党内民主、基层直接选举、制定和实施更有力的反腐措施等，都是风险比较低、收益比较大的改革，现在可以在特区加快推进的步伐。
经验告诉我们，公正绝不是通过独家操作能够实现的。这一点，官员必须要清楚。成渝政府制定任何改革政策，都不可以使行政控制成为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力量，而必须在社会领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通过竞争展示人的能力差异的机会。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安定的基础。
本报时事访谈员赵继成北京报道
作者： 赵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