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启发。
其一，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之“整理”一词，极有可能便是源于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启发。此前，章太炎曾言：“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15]其中虽提及了“理董”一词，但毕竟与“整理”仍有不同。而1917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转载了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桑原在该文中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16]今天看来，这应是“整理”一词最初出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这一提法还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胡适，恰巧在东京购买了该期《新青年》。他在读了桑原此文后，即在日记中记述道：“其大皆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
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结帐式”、“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
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三
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
其一，“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启元在30年代所回顾，“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23]
通过胡适的介绍与示范，顾颉刚也逐渐掌握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24]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对此，胡适评价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25]
其二，除了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之外，“整理国故运动”还在其它方面也吸纳了西方的学理。例如，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采取了“截断众流”的手段。以往我们在探讨此方法的渊源所自时，大多归之于康有为、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启发。而邵东方则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截断众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研读过格罗特所著《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鉴于早期希腊史中神话传说与史实难以区分的情况，格罗特采取疑古的态度，……所以他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古希腊信史的开始。格罗特处理古希腊史的方法显然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断言，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罗特的作法。”[26]客观看来，这一推论虽不免断之过勇，却也颇合情理。
又如，据统计，[27]1923－1927年间，北大《国学季刊》先后刊载了37篇学术论文，其中语言文字学方面即有15篇。这一方面固然与北大国学门盛行章氏学问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却也缘于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影响，[28]尤其是在这15篇文章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6篇，占据了2/5。
与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不同，国外学者凭藉精通多种语言的便利，倡导语言学上的比较研究。如钢和泰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上所发表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便主张应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与音译咒语对照，来考知汉字在古代中国的读音。而高本汉在《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国学季刊》1卷3号）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国古音的变化，于韵书及反切之外，应该注意四种重要的译音，即高丽译汉字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及安南译音。
毫无疑问，国外学者这种对比较研究的强调，极大更新了国学门同仁的小学研究方法。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一文，就是在钢和泰、高本汉主张的影响下，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中的汉音、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此文发表之后，对传统古音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一场古音学研究的大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