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5)

注释：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页。

[2] 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68、769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1930年11月27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452－453、462页。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自序》（1936年7月20日），《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2页。

[9]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10]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17页。

[1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页。

[13]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

[14] 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1923年1月），《梁启超选集》，第826—827页。

[15] 章太炎：《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27页。

[16] 桑原隲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7月。

[17] 《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393页。

[18] 朱家骅：《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诞辰特刊·序》，转引自聊城师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

[19] 胡适：《实验主义》（1919年7月1日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16页。

[20]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胡适文存》一集，第277－278页。

[21]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68页。

[22] 顾颉刚1919年1月12日日记，《中国哲学》第11辑，第327页。

[2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87页。

[2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言（1923年4月27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59－60页。

[25]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年2月8日），《古史辨》第1册，第192页。

[26]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27] 此据陈以爱统计。关于国外学者对国学门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影响，她曾有详尽论述，详参其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277－281页。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仅有一篇是太炎门生（沈兼士）所撰，其余大都为深受西学影响者。

[29] 林语堂：《印度支那语言书目·译者附记》（1928年1月18日），《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第218页。

[30] 林玉堂：《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1923年5月10日），《语言学论丛》，第143页。

[31]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354页。张世禄还曾指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正无日不在进展之中。记音的工具愈精密，对于语音里所包含的元素，分析也愈进步；运用的方法愈谨严，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比较的材料愈丰富，对于语音演变的事实，认识也愈明晰；这就是西洋科学智识的输入使中国音韵学也随着进展的情形。”同上，第357－358页。

[32] 胡适：《<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1927年10月4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38页。

[33] 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存》一集，第175页。他还呼吁：“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同上，第177页。

[3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0页。胡适还说：“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同上，第124页。

[35] 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1923年11月13日），《创造周报》28号，1923年11月18日。

[36]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年11月4日），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37]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4页。

[38]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0、132页。

[39]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73页。

[40]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27卷22号，1930年11月25日。

[41] [美]施奈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4页。

[42] 周质平：《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3] 余英时先生说“平等的眼光”是“从考证学的内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透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第64页）。笔者则认为，“平等的眼光”之所以在民初最终得以确立，西学的外在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

[44]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