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辩论中，章太炎依托《华国》，发表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对汪荣宝所采用的新路径表示反对。而国学门同仁则以《国学季刊》为阵地，纷纷撰文赞成汪文的研究方法，钱玄同、潘尊行、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便一再阐明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接受过比较语言学专业熏陶的林语堂就说：“今日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历史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中国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29]他还宣称：“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时代，能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所以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可以断言。”[30]由此可见，就国学门同仁而言，至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西方学理的影响已逐步取代了传统小学的地位。对此，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在30年代即曾总结说：“现今的中国音韵学，它的工具和方法愈趋于精密，取材的范围也愈趋于扩大，而它的目的，也更加深远；这就是由于西洋语文及语音学、语言学等等的智识输入的结果。”[31]
此外，与语言文字学紧密相关，《国学门月刊》还曾刊载了高本汉所著的《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陆侃如、卫聚贤合译）。在这篇文章中，高本汉运用语言学的文法分析，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与《国语》最接近，非鲁国人所作，亦非后世作伪者所能虚构。这一观点虽未能完全为胡适、卫聚贤所接受，但是其研究方法则无疑为中国古籍的考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一文中，便承认此方法“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32]
至于胡适本人，由于接触西学较早，因此他在留美期间就已开始了比较文法的研究。早在1911年撰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中，胡适就归纳了《诗经》“言”字的三种涵义。而他运用的方法，即是“西儒归纳论理之法”。[33]他晚年还回忆：“我作《言字解》时，尚不知王引之对古文‘虚字’的研究。当我后来看过他的著作，我才欣然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样的。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是我国传统的学者却缺少一种在不同语言中作比较文法的研究。……他们不能像我一样能找出这个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发生的[连接]的作用。”[34]
总之，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受到了西学的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