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语言文学研究其实并不截然分开，如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诗学》，中国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世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人们的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对语言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便有了用于文学研究的古典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同时也有了用于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范式。
语言文学的这种分工其实是一种表象，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经常会交叉与共融，因为文学是由语言组成的，而语言又是文学的主要载体。如人们常说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语言明晰易懂，现代主义作品语言繁复艰涩、后现代主义作品语言充满了任意的拼贴等等。就语言学而言，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语言，当然还有非文学语言。语言文学界面研究，或者说文体学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交叉学科。
显而易见，文学研究以各种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语言学研究则研究语言现象；语言文学界面研究既研究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种种理论流派有关，又研究语言，与语言学研究的种种理论范式有关。这样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从何入手呢？在持久的兴趣驱动和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我们提出了如下几个切入点：认知诗学视角、幽默学视角、语境学视角、传统结构视角以及多维视角，限于篇幅，简要概述如下。
认知诗学视角。迈克·伯克在“认知如何加强文体分析”（2005）一文中从认知诗学视角分析了菲利普·拉甘的诗“离去”。该诗的原意是，诗人未能与钟爱的女孩同行，感到万念俱灰，因而以“离去”的意象表达悲情。伯克引用了文体学家沃东科使用传统文体学语言形式结构分析的方法，得出“生命离去”的结论。而他本人则使用认知诗学视角的图形背景理论、意象图式理论及概念隐喻等理论对之分析后，得出“死亡来临”的结论。在这里，文学批评、语言结构、认知诗学三种分析结果互相补充，使人们对该诗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按照凯斯·瓯特雷的看法，认知诗学使写作与阅读联成一体，不再截然分开；西方传统的模仿自然说和印度传统的情感表达说仍将继续以新的形式延续，文学的功能是使人们理解世界，完善自我。我们也对后现代小说作出了一些研究。例如我们的一位博士生在论文中，就从认知诗学的视角，仔细解读分析了具有元小说特征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叙述者对元小说的操控。这无疑弥合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天然屏障。
幽默学视角。幽默对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附带的偶然现象，对有些人来说，谈吐幽默是一种气质，对某些人来说，幽默是一种职业，如喜剧演员。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俯拾皆是，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原意的POST NO BILLS（不要胡乱张贴）被拆掉两个笔画后写成了POST 110 PILLS（寄来药丸110粒），读来令人趣意盎然。清朝的一次科举考试，题目为“拿破仑统一欧洲论”，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秀才看到题目后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挥笔写下如此答案：拿枪之战，拿刀之战，焉有拿破轮之战，拿破轮统一欧洲，拿整轮岂不统一世界焉？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运而生的现代幽默学(humorology)研究也有许多理论，如语义脚本理论、言语幽默一般理论等。后者认为，喜剧效果的产生分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不协调阶段、解决阶段。我们的一些学者也对英语幽默的理解情况作出了一些研究。
在语境学视角中，会话合作、言语行为、礼貌理论、相关理论等语用学理论被应用在语言文学界面分析中。在传统结构视角中，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的理论范式被应用在语言文学界面分析中。在多维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文体学、法学文体学、政治文体学、社会文体学、教学文体学等研究成果。
在理论上，上述种种视角各有千秋，都不相同；在实践中，在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时会因为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对某个视角有所侧重。但这并非说明各种视角互相排斥，其实它们是互补的。比如说，我们买一款自己喜欢的汽车，这并不说明其他款的都不好，只说明你个人感觉这一款适合你，仅此而已；其他人则会喜欢其它款式，各得其所。所谓和谐社会，和而不同。
目前，语言文学的界面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弥补那种脱离文本细读的大而空的批评，同时也对于语言学研究的越来越脱离人文精神是一个反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