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形成了三种模式。三种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
正如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也绝不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
自从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航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从未完全中断过，也从未一帆风顺，而是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期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到1911年清政府领导的现代化，从1912年到1948年国民党领导的现代化，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这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其实也是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们分别与三种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结合。用国内通行的术语来说，这三种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现代化、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而，令人感兴趣同时又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这三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正是这条共同的逻辑把三个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起来。这条逻辑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之间不断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来，“西化”对“中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难去的悖论。
一、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关于“西化”、“中化”的论争就不绝于耳。“西化”论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着先进的武器和产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发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他们感到，若不迎头赶上，中华民族必将覆亡。从那时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决心把西方作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为“西化”或“欧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化”几乎完全等同于“现代化”。
西化论者屡屡强调，“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谁抗拒就是自取灭亡。
二、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化论”遭到了严重挑战，“中化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影响日益增大
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