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时代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