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能超越埃及、印度、巴比伦、希伯莱、希腊、罗马等古文明而能毫无间断地延续至今，在于中国文明历史中持续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文明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就儒家而论，周公、孔子是开创者，孟子、朱熹等大儒是文明的接力者，他们是儒家文明的大宗师；当然中国文明并不局限于儒家，先秦诸子百家如道、墨、法、名、兵等学派与儒家一起奠定了中国思想的基础，也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如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学说其博大精深的恢弘气度让近代西方人眩目，当他们刚刚接触《老子》的时候无不为其简练语句中蕴涵的丰富智慧而折服，老子的修辞方式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和希伯莱人的《圣经》，然而由于其极为浓缩的话语所表达的形而上学宇宙论暗合了现代科学宇宙论、而其生存论使人有一种彻骨的猛醒，以至于近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老子奉为世界哲学历史中八位“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之一；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酥等四人被亚斯贝尔斯列为人类思想史中“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我并不认同那种甚至在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历史的评价上都要以西方人的评价标准为标准的思维方式，那样的话其实又不自觉地重蹈了西方中心主义，引用西方现代哲学家的立场仅表明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在近代，由于中国人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心理平衡，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外部世界都以一种偏激的方式、被压迫者反抗的心态观照，这样无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自己的看法都有很大程度的扭曲，比如当西方人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因为自尊心的缘故而怨恨这种批评，而当西方人赞美中国传统文明的伟大的时候，他们又认为西方人是乐见中国落后的持续；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甚至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也看到了中国文明辐射的光芒给予他的震惊而使他不得不正视中国文明的伟大，当然他尽力掩盖自己的震惊，他悄然地在自己的逻辑学中引用老子的“无中生有”宇宙论——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演绎宇宙历史的逻辑学其开端的论述一定意义上是对老子无中生有论的繁琐诠释。当黑格尔谈到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时，与中国文明比较，他说暂短并不见得不如长久伟大，转瞬即逝的蔷薇并不逊色于高山。是的，的确如此，但（他应该知道）根据历史内在的辩证法其实还可以有另一面道理的修辞——如果一种文明像高山一样古老难道不是其更伟大的证明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看黑格尔论述中国文明时，其文笔特别地流畅生动，而当他论述日耳曼文明时则吃力费神，盖中国古典文明的诗意其实正合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气质。
我们说后世的儒家大多并不拘泥于狭义上的儒家学说，“儒”的宽泛意义其实是“文化传承者”，他们是中国文明的守护者，同时是接力者、发扬光大者，可称他们为中国文明的圣徒，他们靠着自己的坚定信仰，把祖先对宇宙人生的伟大领悟延续至今，使其在当代发生不可替代的影响，现代的炎黄子孙应该因此而感激他们。或者有人反驳说，即使中国文明的确十分伟大，是否可以将“文明”作为信仰的对象呢，信仰的对象除了绝对精神存在者难道还可以有别的吗？是的，除了天道-上帝-真理等最高理念而外，其他的任何信仰都不是正信。然而当我们作这样判断的时候，也仅仅是表达了一种理念论，而理念论都存在二律背反，而人类因宗教所起的纷争都由于这种二律背反不能在人类理性法庭上作出孰是孰非的判决才发生了靠力量的博弈的判决——即以流血战争来裁判“真理”的归属。人类所信仰的绝对真理——即天道-上帝——是一个理性概念，正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全知这个理性概念所蕴涵的内容才将此理性概念作为信仰的对象，同时也正因此，信仰者就应该知道对绝对真理的理解可以有所不同，所以那种宗教极端主义所认定的——凡我信仰以外的都是异端——是狭隘的。据说当初那位烧毁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阿拉伯人哈里发奥姆鲁（Omar）曾宣称，凡是图书馆里的书籍中的内容与《古兰经》重复的，在《古兰经》里已经有了，而凡是在《古兰经》里没有的，都是错误的，而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是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的书籍不值得继续保存的充足理由。阿拉伯人所信仰的那位叫“安拉”的上帝并没有使他们避免野蛮的行为发生，我们当然不是说他们所信仰那位叫做“安拉”的上帝是错误，而是说他们关于最高存在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