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表达对于“一切文字的书写都是关于天道-上帝-真理”的认识，干脆就不拘泥任何文本，而是对任何文本的文字都表达深深的敬意。这样说来，中国的经典实在是太渊博了，可以说全部图书馆（在民国前一般是各种幽雅名字的藏书楼）里的书籍都是中国文明的经典：当然它们也有轻重区分，一般说来“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的“圣经”。正是如此“芜杂”的信仰使中国人看起来没有信仰，实际上他们的信仰比世界历史中任何民族的信仰都宽博，他们对人类的思维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和敬意，阿拉伯人签署战和协议的时候他们指着《古兰经》发誓，当欧洲人祈祷的时候他们手划十字架，而当中国人发誓的时候，他们手指苍天，如果用具体的东西来比拟抽象的最高存在者，无论是作为物品-印刷品的《古兰经》还是作为金属物品的十字架，都不如我们头上的天空更适合于作为天道-上帝-真理的比喻，所以当中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接到来自酷吏的那份判决自己死亡的“供状”时候他只在上面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他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他一生追随的皇帝，而是“天”，他所扞卫的当然也就不仅是宋氏江山，而是“天下”，即那埋葬了他的祖先尸骨的大地，而他之能有如此伟大的信仰在乎他对中国“圣经”的阅读——古圣先贤的书籍之关于天道-上帝的领悟，正是由于这种最宽博的信仰使中国人产生出一代又一代天才人物和持续发展的伟大文明，而不是像爱琴海的天空只为一个伟大的荷马和一个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骄傲，不是像意大利古罗马城周遭的土地只为恺撒时代而骄傲，更不像尼罗河畔的斜阳只为照耀着古埃及帝王的陵墓的金字塔而骄傲。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地理决定论讨论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文明之成就自己的伟大并非全因自己地理上的幸运，而更在于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的人类心灵奔流着文天祥所吟咏的“正气”，即中国人意识中对于天道-上帝-真理的天才领悟，而此领悟能不断持续在乎中国历史涌现的伟大圣徒对中国文明的张扬与传播。
一、颜回
人类承载了历史理性的精神超越了之前的物质物世界和生物世界，表现在人类自觉到自身的精神性并以语言表达了出来。在人类历史的起初时间里，个人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只有群体扮演着个性模糊的角色，等到文明开始，人类就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英雄是历史里的主要角色，他们有的成功地成为统治者，此时历史青睐于统治者的行为——在埃及的象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犹太人的《圣经》、中国人的《书经》中记录了英雄或帝王们的事迹。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历史在记录英雄们的事迹之外，同时注意到哲人的言行，这说明人类历史家已经感受到自身精神的伟大，而哲学家的话语就是这种伟大精神的具体显现。当亚历山大大帝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眷顾贫穷的哲学家，不仅没有受到后者的感激，反而被居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倨傲地要求不要挡住阳光、而亚历山大口头上羡慕第欧根尼的“职业”，此时，哲学获得了藐视帝王和帝王功业的地位。在中国，孔子的地位和名声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