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好莱坞大片的抗衡，这一阵的中国影坛是两极世界。《金陵十三钗》和《龙门飞甲》横空出世，霸气外露，占据了各大院线的排片表，其他影片甚至来不及赢得一声叹息，就已被扫入茫茫的记忆黑洞当中，无影无踪，其中包括一部上映不到两周的杰出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件事充分反映出这个时代商业力量的至尊无上和人们心灵生活的极度匮乏。
这不是一部技术上炫目的电影，却带给观者足够的欢乐——“三傻”离经叛道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与规则林立的世俗生活产生富有喜剧效果的矛盾冲突，笑料不断。欢乐之后，影片真正希望传达的是关于教育观、成功观以及人生观的独特阐释。
其实，说是“独特”，多少有点儿故弄玄虚，因为影片无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浅显又深奥的道理：成功是人生之本，而兴趣是成功之源，有兴趣才有生机，才有自发行动的动力，有动力自会成功。正如电影的对白所言：“追求长处，成功就会出其不意地找上门。”长处正是每个人的兴趣所在。教育需要做的，正是培养兴趣，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也不是培养工程师或者什么别的“师”。其实，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曾感知过，只不过在社会环境的裹挟下被我们忘记了。
领会这部电影的深意，难点在于对“成功”的理解。“三傻”的故事发生于印度皇家工程学院读书。这是一所印度传统名校，这里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惟一标准就是考试成绩。这里的教学方式是刻板的，关于书的定义，学生只能回答“一种记录、分析、总结、组织、讨论及解释信息的、有插图或无插图的、硬抄或平装的、加套或不加套的，包含有前言、介绍、目录表、索引的用以增长知识、加深理解、提升并教育人类大脑的装置”，才能使老师满意。
而在学生的家长们心目中，孩子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必须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才算成功。“三傻”之一的法涵，从小的梦想是成为野生动物摄影师，但迫于父亲压力而不得不上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成功观是一剂毒药。“三傻”目睹了同学的自杀死亡，“三傻”之一拉朱自己也经历一次跳楼自杀，摔断了肋骨和腿。在“离经叛道”的“三傻”核心人物兰彻的“循循善诱”之下，法涵和拉朱终于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法涵最终说服自己的父亲，而成了摄影师。拉朱虽然毕业考试未能通过，却以自己的独特个性赢得了招聘面试官的回心转意，谋得了体面的工作，从而打破了学院院长认为他无法找到工作的“判决”。最潇洒的兰彻在兴趣的指引下，抛开学校的教学体系，却成为最优秀的毕业生，并且在毕业后成为拥有400项专利的大科学家和大老板。
兴趣可以指引人生的方向，开启成功之道，但影片没有就此而止。兰彻并没有沉迷于富豪的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所学校，用自己那一套“兴趣指引”的理念教导学生，乐在其中。“三傻”都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并非是功利性的，而是说他们都遵循了自己的兴趣和理想，找到了“自我”，人生因此而生动快乐。快乐难道不是成功的最重要涵义吗？
其实，印度皇家工程学院正是中国学校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的教育氛围中，似乎只有上了好小学，才能上好中学，才能读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分数为王，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培训热、竞赛热、择校热。
这个漫长的过程是痛苦的，只见分数，不见“自我”，其跨度从童年、少年直至青年，其阴影蔓延一生。家长也随之而痛苦。我在做“暗战小升初”报道时的一个采访对象，一位五年级孩子的母亲告诉我，臧克家的诗《老马》是她现在的真实写照：“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为了上一所好的中学，她陪着孩子起早贪黑，参加这种培训，人生披头散发。
其情可悯，其志可赏，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正如兰彻所问：“为什么一生下来父母就帮我们决定我们长大要做什么，从来没人问我们想做什么。”
从最功利的角度考察，这种教育也是失败的。中国的孩子若论考试，一定打败天下无敌手，但一项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的物理、数学等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孩子，如今几乎没人在这些领域里成为顶尖的专家，更遑论诺贝尔奖得主。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兴趣和志向在漫长的应试教育强化下被磨灭了。相反，印度的基础教育被认为与中国差距甚远，却诞生过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尽管如此，印度仍在反思自己的教育，今年7月份我访问印度时，印度外交部将“三傻”的光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我。可是，我们却沉浸在大导演们营造的历史迷梦和刀光剑影里。我看，“三傻“不傻，我们傻。（舒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