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庸”之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
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找出了很多具有影响的理论。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和超越关系，而是共存相谐的关系。在如何达到和谐共存的境界的道路上，儒家提出了“中庸”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论具有独特的魅力。
(一)“中庸”的内涵
儒家所讲的“中庸”决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折衷主义，而是看到了矛盾永恒的客观存在，欲求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自此，“中庸”成为了儒家的专门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覆盖自然、社会、人生和文化等诸方面的普遍性的思想方法。
1.“中”的含义。儒家所讲的“中”也就是要求人们要“执两用中”，要求将矛盾的双方互相联系起来，以它们的相互依存来达到矛盾的双方共处。正如孔子所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儒家要求在“过”和“不及”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反对过头和不足，要求人们应该行“中”，其含义是“平两以参”，要求人们看到对立、差异着的事物的联系和依存。
2.“庸”的含义。儒家讲的“庸”就是“用”，要求人们要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用“中”决不是一时一事的问题，而是一个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大问题。尽管“用中”是一个普通性的问题，但决不是一个玄奥的问题，用中“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所以“庸”可以解释为“平常”，讲“庸”就要求人们在平凡的实际生活中运用普遍性的规律。
(二)“中庸”的客观基础
儒家所讲的“中庸”也是建立在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们从客观自然规律本身所具有的“中”的特点领悟出了“中庸”的方法论原则。儒家看到，客观自然界本身具有一种适中的特点，天为至刚，地为至顺，天地构成了世界对立的两极。但至刚必转化为顺，至顺必转化为刚，只有刚柔相济、阴阳相遇，天地才可能交泰。万物正是在这种适中的状态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天地自然正是这样执两用中的合二为一，一(中)而二(两)为三(参)构成了一个整体，“中”成为构成自然系统的重要机制。而且正是四时之间、寒暑之间、风雨之间的“中”才使得自然界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从自然界的“中庸”推出人事上的“中庸”，这事实上也就是认同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三)“中庸”的生态伦理价值
儒家正是从“中庸”的客观基础引申出“中庸”的生态伦理价值的。“中庸”既是客观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法则，也是认识行为自身所具有的准则。从自然界和认识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中庸”也就成为架通人和自然关系的桥梁，作为方法论要求的“中庸”是达于“与天地参”的重要方式。其理由有:其一，“中庸”也就是“称物平施”。在儒家看来，包括生物在内的自然万物是按一定的结构同时并存于世界的。生物是具有一定的生态学结构的，有类群之别，但各种生物能够同时共存于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达到了“中”—统一、联结、依存。“称物平施”虽然要损多益寡，但也包含着在生物结构上“执两用中”的含义，它内在地认同天地自然万物在价值上的平等性和依存性。其二，“中庸”也就是“时中”。在儒家看来，包括生物在内的自然万物具有一种季节演替的节律，春夏秋冬四季会使生物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生物特性，他们互相之间具有一种节制的关系，春夏秋冬四季的依次、有序更替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达到了整个四季的统一。正是因为“中庸”具备这样深刻的生态学内涵，因此，也具备了生态伦理的意义。“得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音焉”就是说人们运用“中庸”的方法就可达到人和自然相协调的理想状态。这正如朱熹在解释这句话时所指出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人和自然就是这样通过“中庸”的方法获得了统一、和谐、一致的关系。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儒家不仅承认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而且将人和自然的协调问题作为一个理想和目标提了出来，突出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态伦理价值观。(作者：陈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