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到第三个问题，否定性精神现象的解读。本来想“解剖”几个人物，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非此不可，就会产生像范进、周进那样的人物。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中，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去玩，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那种伤心啊！范进呢，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疯了。这都是人类的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
上回我们讲了利益驱动，人类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是避免不了利益驱动的，它有巨大的正面效应、激励效应，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人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对待，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匡超人也是，他是个典型的进城青年，原来在浙江乐清县，是个淳朴的农家青年，到杭州城以后，碰到种种诱惑，根基没有站稳，没有正确的做人原则，经不起种种诱惑，就堕落变质了。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我看都可以叫做沉迷者，像马二、周进、范进都是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我把他们叫做“陷溺者”，人格完全堕落了，表现了更坏的根性。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么样儿的呢？是势利。
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特别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这点跟鲁迅很相似。
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个东西。势利、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而不是看人本身的价值，只重权、钱不重人，不重人的德、才，不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人的异化，使人成为权、钱的奴隶，造成不是由人来支配权钱，而是由权钱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就是使大写的“人”贬值，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
胡屠户就是势利的典型，塑造得非常成功，鲁迅概括了阿Q精神——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胡屠户就概括了势利的风气。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是同一个人，但势和利却大变。范进中举前，地位低，钱财少，备受胡屠户的责骂，范进一中举，就变成“贤婿老爷”，你看多滑稽的称呼，贤婿老爷——我的好女婿老爷。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变化呢？就是因为势利，范进中举后，地位和将要获得的利益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胡屠户的这种势利的精神现象是很普遍的，不是科举才有的，胡屠户不是“士”，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科举中人，不能说他的势利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他的势利是由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造成的，又显现着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势利之风，只不过这个胸无城府的小市侩把人性的这种弱点表现得没有讳饰、更加赤裸裸罢了。
这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普遍现象，不仅清代有，以前也有，最早的一个写得很成功的典型是苏秦的嫂子，苏秦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个知识分子，纵横家，口才很好。他发达前和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哥哥嫂子百般欺凌、鄙视他，容不下他。后来苏秦游六国，拜六国相印，衣锦返乡，这时他哥哥嫂子到好远的地方去迎接他，他嫂子要跪下来迎接他，苏秦就说，嫂子为什么前倨而后恭呢。嫂子倒是说得直白：“季子位高金多也。”说苏秦的地位很高，金钱很多，还是归结到权和钱。这是在《史记》中有记载的，见于卷69，塑造了女子中的势利者，成为历代舞台上鞭笞的势利眼的典型。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有势利眼。跟科举没关系的也一样有，外国照样有，大家看俄国契柯夫的《变色龙》，写一个警官处理狗咬伤人的事，很短的时间内，警官的脸色是变了又变，先要惩罚狗主人，一听说狗的主人是一个将军，就说狗是好的，被咬的工人是自讨苦吃。又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就说狗太坏了，伤了人，要赔偿。后来又听说狗虽然不是将军的，但是将军的哥哥的，他又说狗是好的，工人被咬伤是自己不注意。为什么警官总是“变”啊？就是狗主人的势和利。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的。
胡屠户既是势利的典型，又是滑稽的典型。吴敬梓不是仅仅为了揭示科举制度，揭示科举制度不需要写胡屠户，胡屠户是小市侩，他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县里的人他也接触，在他眼里，县里的乡绅就是“皇帝”。这样的小市侩、小商人很有特色，他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城府，不会遮饰掩饰，知识分子不同，有些文化，对自己的缺点要遮遮掩掩，不是很直露。胡屠户没有多少城府，可以赤裸裸地、淋漓尽致地把人性的弱点、势利表现出来，所以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写得最好的一个滑稽形象。
不是范进的中举造成胡屠户的势利，而是胡屠户所表现的社会势利之风逼得范进中举而发疯。范进中举为什么发疯？背后有巨大的势利社会的压力，不中举就被人踩在脚底下，这巨大的反差才造成中举后那么大的刺激，发疯了。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其他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势利的精神现象。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的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了相似的话，将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类似的话至少有三次，有人问恩格斯，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什么。恩格斯回答的还是这句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共建党80周年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目标，这目标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2003年我们正式把“以人为本”提升为治国理念，这是很大的提升。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目标和标准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吴敬梓写了很多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四、肯定性精神现象解读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是不知不觉的通过人的潜意识起作用，在强调批判、“破”的时代，对古代文学的价值，首先注重它们的批判内容，连《三国演义》那样史诗式的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典型的巨著——像刘关张、诸葛亮等——也首先要讲它对统治者的批判，何况《儒林外史》，更被片面地看成“儒林丑史”，说是专门揭露知识分子的丑陋和阴暗面的。其实这是不客观的。
《儒林外史》以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为中心，建构起褒贬对比的深层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与肯定性人物和精神现象分居于对比结构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边批判否定性精神现象，一边探索如何摆脱、如何超越，精神如何解放，精神如何安顿。因此描绘了一系列肯定性人物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奇人、名士，杜少卿是代表；一类是贤人、真儒，虞博士是代表。下面分别讲。
（一）精神解放，路在何方？——奇人、狂人的精神解放倾向
社会的世风是这样势利，世态炎凉，马二代表的道路是完全跟着统治者的利益驱动走，产生了像周进、范进那样的精神扭曲，像匡超人那样的精神堕落，但也有些出奇者对这种恶劣的世风嫉恶如仇，非常痛恨，“激而为怒”，产生逆反心理、叛逆情绪，故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重要的精神现象。
杜少卿可以说是一个奇者，对势利的现象极为愤怒，痛心疾首，由疾而怒。不知道大家读《儒林外史》注意到杜少卿没有，我在这里简单提几点杜少卿的奇和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