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困地区3元钱的标准完全能够换来一顿营养午餐，这是基于现阶段的国情，更主要的是与试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基本相适应。”针对有网友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偏低的疑问，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孙光奇5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作出回应。(新京报1月6日)
站在城市的角度，3元钱确实买不了什么，因此，有网友质疑三元补助标准偏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去推进教育公平，恐怕很多事都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议中寸步难行。
针对国务院去年推动的营养改善计划，除了上述质疑外，还有人质疑为何只限于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而不是所有农村地区。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将全国所有农村地区的学生都纳入营养改善计划之内，那么，所需国家财政投入的费用，就不是160亿，而可能是320亿，甚至480亿。面对这笔庞大的开支，有关部门极有可能望而却步。
扩大教育教育，必须基于现实，切忌城市思维和一刀切思维。所谓城市思维，就是按照城市的环境和学习生活经验，去考虑全国各地的问题；所谓一刀切思维，就是要全国一盘棋，一个地方有的，另一个地方也必须有；农村有的，城市也必须有。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扩大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是，分步骤、因地制宜。有人认为这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但其实，这是在补历史的欠债。比如，营养改善计划首选中西部农村地区，就是因为这些地区老百姓的收入低、教育资源薄弱，过去国家和当地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如果其他地方还要与这些地区“看齐”，那就不是推进公平，而是借机“搭便车”再获得国家更多的福利。
以城市思维和一刀切思维发展教育，推进教育均衡，已经吃了“苦头”。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撤点并校，当地政府部门，根本没有考虑孩子们上学的艰难，拿着地图一看，孩子的家离开合并后的学校也就那么一点点距离，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10分钟、20分钟就可搞定的路程，但其实，农村交通复杂，看似一点点路，孩子一走，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像两座山头，站在这个山头的人一早告诉另一个山头的人，中午一起吃饭，然后就开始赶路，下山，再上山，赶到就中午了。没有这种亲身经历，闭门决策的结果是，撤点并校制造新时期的上学难。
这种思维还在很多领域继续。包括眼下引起社会关注的校车安全问题。根据教育部的测算，解决全国1.5亿中小学生的校车问题，总共需要4600亿。教育部的这种侧算法，符合很多网友的心意，既实行了城乡同步，也做到了校车的高标准配置，可是，4600亿资金从哪里来？这反而成了校车经费保障机制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了。
从现实出发，根本就不要一刀切、一揽子解决全国城乡所有中小学的校车问题。城市学校学生的上下学，可以通过完善公交系统解决，而当前的重点则是中西部地区条件艰苦的农村学校，以及大城市的郊区学校。要针对这些地区的校车问题，制订国家和省级财政的投入预算，并建立相应的安全监管体系。
当然，对于如何推进教育公平，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也给教育决策提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将民意纳入决策范畴。教育资源的配置，本就需要各方利益进行充分博弈，这样才能形成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我国以前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发达地区、大城市，以及目前教育资源开始向农村地区、薄弱地区倾斜，从决策机制本身看，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政府主导决策，所以，在一项决策出台后，公众难免提出质疑，而这些意见其实早应该呈现在决策过程中。
包括各种教育措施的执行，其实也需要民意的参与。以营养改善计划而言，政府拨款怎样变成孩子们碗中热腾腾的饭菜，这就需要社会的监督；校车安全也是如此，在配备合格的校车之后，校车的运行维护，也是离不开社会和家长的监督的。（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