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顾颉刚先生首先通过解释“庠”、“序”、“学”、“校”的原始概念，以及古代士人所必修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证明他们的武士身份。随后又以孔子为例，引经据典，进一步考证孔氏一门及其弟子身上的武士特征。总之，上古的士，是文武兼备，合二为一的。然而：
自孔子殁，门生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
讲内心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立取公卿矣……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不少。彼辈自成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强，厌游侠之不驯难制，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东汉而后遂尔无闻。
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顾颉刚所说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反映的是士人职业定位的变化，同时也是士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封建制度解体前后的士人进行了角色区分，其关注的则是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这是一个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关于封建制度解体对士人的影响，继费孝通先生之后，余英时先生又通过研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产生入手，做了更精细的阐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职之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民。“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势。……”
从封建制的低层贵族，下降为皇权专制的工具、臣仆，这大约是士人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改变，也可以看作他们逐渐丧失独立人格的远因。可是，无论是作为下接庶民的低层贵族，还是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终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节点上。直至1948年，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论绅士》一文中仍然这样认为：“……士大夫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几乎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士”，悠悠数千年，至今他们距我们仍然相去不远。因此，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仕宦沉浮，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历史实况具有指标性意义，也应该对我们理解、认识今天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处境产生启迪。毕竟，中国始终是个结构稳定而内涵缺少实质性改变的社会。(杨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