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新作《致一九七五》一本类似回忆录或散文的小说———
林白：本名林白薇，生于广西北流县，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北京。19岁开始写诗，后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散文随笔。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因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大胆、深刻和细致地表现了女性心理，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4卷。
林白属于那种比较难以真正了解的作家，虽然她的每部小说都写得像自传一样。对于公众或媒体，她一直有点躲闪，不愿意过多袒露自己的真实生活。不过，也许是因为新书《致一九七五》的上市，回望岁月使她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她突然觉得自己“不怕”了，于是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从来没有说过的那么多的话”。
但是，面对摄影记者的镜头时，林白还是显得有些“过敏”，她立刻戴上眼镜，她的谈话变得不自在起来，她无法一边说话，一边冲着镜头微笑。她叮嘱记者不要拍她讲话的样子，因为“张牙舞爪的，特别难看。”她脱掉红毛衣外的中式背心，瘦小的身材隐藏在深色的外套里，映衬着她不自觉流露出的忧郁神态，有一种与她实际年龄不符的拘谨。
和许多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不同，出自林白之手的《致一九七五》没有强烈的政治特征，甚至缺失特殊的年份烙印，由细碎画面组成的1975年，是宁静的乡村日常生活，以及一个人的内心狂想。
“我一直在琢磨，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在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了，可以概括为：‘关于时间、关于青春、关于人的命运、关于自由的百感交集的一本书。’”林白说。
“1975年对个人来说是个标志的时代，但对国家不是。”那一年，是她下乡知青生活的开始，也是她真正成长的开始。所以，她写的是“自己的1975，不是别人的1975，或一个国家的1975。”这本书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小说的前言和正文一样长，这种结构是她故意选择的，“否则容纳不了我的百感交集。”
1997年，她开始动笔写作，用的是原来单位写便条的小信纸，手写，每写70页就用针线订成一小本，一共订了11本，大概写了十几万字，但越写越觉得“写坏掉了”，因为很多东西想不清楚。直到2005年8月，她又一次回到了广西，在南宁到北流的汽车上，外面下雨了，两边的泥土越来越鲜艳，情景和1998年完全相同，令她的感觉瞬间复活。回到北京后，她找出11本草稿重新开始写。
这一次，她的记忆之闸开启，往事汹涌而出，她甚至来不及看当时的日记，就已一口气写下了17万字，“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要写两本书才能平复这种百感交集。”林白说。但后来一想作为前言，17万字实在太长了，就索性将它改为上部，题名《时光》。她承认，这部分是带着明显的自传色彩的。
原本真正的《致一九七五》变成了下部《在六感那边》。六感是林白那年下乡插队呆过的地方。这部分的风格与上部截然不同，她顺着1997年写作时的语感，用了一种狂想性的写法，起笔“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的怪诞比喻，就已奠定下部的一种荒诞魔幻的色彩。她写的知青的生活中，有一头会讲话的猪，认识各种树木和草，不在猪栏里生活，却像一条狗一样走遍了六感，后来，她看见王小波也写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觉得十分巧合。“当时我的生活中的确有这样一头猪，它总是不停地爬出猪栏，越养越瘦，后来就不见了。”
这样的一个类似回忆录或散文的文本，能够叫做小说吗？林白承认，对于那些习惯看“正常”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像小说，但是小说“很好读，有很多人生的味道在里面”，她仍然认为这是另一个时代的青春小说。
她说，只有用这样的一个特殊文本，才能表达当一个人隔了三十多年再返乡时，回望以往岁月时的心情。她盛赞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但认为那是“完全知识分子的写作”，不是属于她的写法和文本。
“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得一过。”她说，这是她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而“幸亏没有在80年代写，否则就写成一部时兴的伤痕文学，也幸亏没有在90年代写，否则就变成新写实小说了。”
和知青的生活一样，很多极端的经验对林白都有着终生的影响。如3岁丧父、饥饿、失学、只身漫游大西南，考察黄河等。
实际上，小时候的林白并没有显露出在文学上的太多天赋。小时候林白能够找到的“精神食粮”少得可怜，家里只有两本算得上是文学书的书，一本是《阿诗玛》，一本是《红松》，后来还找到一本诗集。而那时，她的志向是当一名科学家。
“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林白说，这种状态也许与她从小失去父亲，没有安全感有关。“一个小孩独自一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时刻准备面对那些从黑暗中冒出来的鬼。”她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
所以，从8岁起，她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那时没有心理医生，写日记相当于一种自我诊疗。”另外，还出于对时间的一种恐惧感。“8岁时，我就想到人是要死的，死后就进入了无限的空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留下什么。”直到现在，保留下来的日记还有四十多本。
1982年，林白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分到广西的省会南宁，成为图书馆“流水线”上的一员，负责给图书分类。这种平淡乏味的生活使她感到窒息，那一段时间，她特别想辞职，“想换一个半夜开洒水车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突然背上背包，一个人从南宁到柳州、武汉、四川、贵阳，绕着西南走了一圈。
对于林白来说，这趟西南之行的意义在于“重建了内在自我。”回来后，她变得自信，甚至连书写的字体都变了，原来很绵软，后来变得很有力，她认为自己那段时间写的字是最好看的。
从1990年开始，林白“北漂”到北京，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不喜欢与人交往，这个工作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她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所以，在这期间，虽然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陆续问世，但1996年，她却意外地接到了下岗通知。这是她最焦虑的一年，没有工作了，却有一个女儿要养活，“我想我快没有饭吃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如果我病了呢？而在我没病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写作为稻粱谋，这样的东西能有好的吗？如果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我和女儿又会没饭吃了。”
这种被生存的“恐慌”笼罩着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林白保持着大约一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她是“非主流”作家，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但却一直顽强地开放在文坛的角落里。而焦虑一直如影随形，“就像把自己架在一堆火上。”2000年，她参加了一次作家走黄河的活动。从报名后开始，她就焦虑得坐立不安，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办？怎么办？对于“高度怕人”的她来说，要跟人说话、谈话、喝酒、聊天都是很为难的事情，“又不是写小说，所有的语言、梦想、感觉、回忆，一点都不能派上用场。”然而，她还是坚持走下来了，一路上，她硬着头皮主动和遇到的人聊天，问人家有几口人，几亩地，每天吃什么等等。渐渐地，她觉得自己好像能够跟人沟通了，她听到了别人的声音。于是，从《枕黄记》和《妇女闲聊录》开始，她的作品里不再只有“自白”，她逐渐从自己的内心走了出来。
林白说自己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内心压抑，没有现实感”，有时候，她强烈地不想见人，同桌吃饭如果有一个生人，她会觉得难受，有时甚至见到熟人也不行，心慌，焦虑。但写作缓解了这些情绪，“我没疯掉真是写作的功劳。”几个月前，在参加“上海大学文学周”时，她还恐惧提问“觉得形同‘拷问’。”但写完《致一九七五》后，她突然觉得不怕了。她说，文学是弱者巨大的依靠。“靠着文学就温暖了，靠着文学就有亮光了。文学使我慢慢地消除恐惧，使我不以自己的恐惧为耻。而我注视自己的恐惧，把它写出来，就成为了我这个人的文学。”
2004年，在李修文、邓一光、池莉等人的帮助下，林白成为武汉文学院的专业作家。有了生活来源，定居在京的她从此不必再“卖文为生”了，但林白对于写作仍有一种依赖。“很多时候，我写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学。”不写作她会觉得精神空虚。可能每个人生命热情的方向不一样吧。她说，文字能够给我安全感。
她至今遗憾的是，在北京还没有自己的独立书房，她曾经的梦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北京暴涨的房价，使“绝对买不起房子”的她已经断了这个念头。她现在的梦想变成了种菜。听说在北京的郊区可以找到供出租的小块土地，她无限神往地说，真希望能拥有一块地，种上菜，一个星期去几次。有朋友听说她的这个愿望后很奇怪，问她为什么是种菜而不是种花？她笑道，“种花太小资，太傻了。”她认为，那些过分精致、太讲究、太风雅、太细腻的东西，她都“无福消受”。（郑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