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纪之交，文化老人季羡林赋予这个谚语以积极的新意，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而四川诗人梁平取其寓意，在他长达3500行的长诗《三十年河东》中，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风云激荡，又将现实进程与传统文明遥遥暗合。诗人将漫长的历史以“散点纪事”、“截断众流”的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和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彰显出一个诗人的历史意识、知识分子情怀、民间立场和草根精神。
《三十年河东》的出现，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对有力量、有历史感的写作的需求:“多年来，诗歌习惯了写个人秘史，越写越精致琐碎，它的代价是使诗人普遍丧失了历史的眼光和政治的见识——如果我们承认政治也是一种生活、社会是更大的肉身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要求诗人重获一种表达历史、关怀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也包括分享别人的痛苦或欢乐的能力。《三十年河东》试图以一种介入的方式写诗，并重温史诗的写作信念。”有评论家表示。
记者:涉及到这类题材，人们会将之定位为“政治抒情诗”或者“主旋律诗歌”，您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梁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代“主旋律诗歌”的创作很大程度在艺术上受到质疑，这不能把责任推给读者和评论家。事实上，这类题材的诗歌创作绝大部分已经弱化、远离了艺术。假姑且不说，大而无形，空而无象，甚至口号标语似的呐喊从上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似乎凡触及这样的题材就应该这样去写。这是写作上的误区，这个误区导致了人们对这类题材的书写的成见。
但这绝对是介入中国社会或者见证中国变化的一种方式。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社会有“瓜葛”，即是要具备理解、分析、把握这个社会的能力。“诗言志，文以载道”，讲的就是精神、品格、担当，为什么现在的诗人少有这种担当？三十年间，我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如果和中国社会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隔离开来，就是文学的悲哀。短诗写作确实无法满足我的抱负，不能表达我对中国社会的期待，可以说是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我创作了《三十年河东》，我试图改变政治抒情诗“集体言说”的方式，并以我自己的最大限度保持了它的艺术品质。除了诗歌，文学的其他门类无法如此全景地展示国家形象。对此，诗人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记者:用诗歌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显然非常艰难，可以说是一种写作上的高难度挑战。
梁平:写这首诗最艰难在布局和结构上。解决了布局和结构，就解决了整体的把握和处理。那些我觉得应该代表国家形象的方面进入文学书写之后，应该怎样把握、如何处理，使其不成为一本流水账、一个大事记，足以让人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绞尽脑汁，倾其心血。但比如裁军、外交、科学和教育的章节，是我的知识盲区。面对这样的领域，我就去恶补。关于裁军，我看了不少于60万字的材料，但写出来才100多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写作还难在这三十年为世人所熟知、所亲历，几乎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视野必须跳出这三十年，从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的横向，延伸对三十年的思考。一方面，中华五千年历史给这三十年作了怎样的铺垫，有怎样的联系，该怎样联系。只有找到这个节点，这三十年才不是孤立的，才会让读者看到这是积淀了民族底气的三十年。在这里，五千年我用“文化”两个字把它贯穿起来。另一方面，这三十年，中国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树立了怎样的国家形象？当这些思考真正进入了《三十年河东》，这部作品就有了历史感、厚重感。
从创作开始，我就把这首诗的特点定位在诗性、史性、知性上。我希望我写的所有的诗歌，与我们的民族社会有关，与五千年文化有关。我希望读者能够在《三十年河东》中重新体味这30年的艰辛、卓绝、温暖和壮丽，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学见证！
记者:这首长诗中似乎不少非诗性的元素，比如说数据、人名等。
梁平:我可以把整部诗集写得意象叠加，目不暇接。以我的艺术把握，处理这样非诗性的东西其实很容易，但我为什么要刻意让非诗性的东西进入诗歌？是因为我需要真实。那些数据铺陈都是刻意的，我必须有我暗示的东西。
真实比诗歌的力量更强大。比如我把小岗村18个农民的名字，一个不拉地罗列在诗歌中，你就知道我的刻意，我创作的主张了。它们不是诗，就是人名。但我不需要修饰和意象，我不能用“等”把他们“等”掉。因为他们就是中国这三十年里我必须记录下的汉字，所以我让这18个名字分列排行，也成为诗。
记者:这次您反复提到一个词语:担当。前几年，您也提倡诗歌对现实的关注和承担。为何如此强调诗歌切入现实？
梁平:我认为，中国诗歌在技术层面上的纠缠，对诗歌的伤害太大了。中国诗歌有从内心出发的传统，这个内心应该指向真正激发你创造力的内心。而中国诗坛当下认为的内心，就是往“内”作，往心里作，越内心越重要。我不赞同。中国翻天覆地三十年的变化，能不进入内心么？问题是，现在很多诗人已经找不到，或者说不能找到切入现实的方式。这是中国当下作家诗人应该警醒的一个问题。
作者：金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