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按照摄政王后来的解释，进入君主立宪之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满汉不平等，哪里还有什么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呢？一个原本平常的内阁名单被说成是皇族内阁，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不平等的意识。
我们应该承认，摄政王的解释从理论上说能够成立，君宪体制下除了皇室，确实没有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皇族。问题在于，大家刚从君主专制体制中走出来，皇族也是一个客观存在，13个内阁成员中，假如颠倒一下比例，汉人9个，皇室、皇族4个，还会有人反对这个决定吗？显然不会。
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说，当然是对的，各省各自为政，修的铁路五花八门，路轨不一、间距不一，将来难以联网统一运营。而且，各省利用政策进行集资，甚至如四川在集资后既不能修铁路，也没有修路，纯粹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钱庄、买股票，这巨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应该及早引爆。这都是对的。但是，集资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损失的是每一个集资人，这显然是不对的，集资者不答应，要求补偿，也是对的。清廷对此不愿正视，不愿改正，双方的僵持从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无法打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终于引发新军将士的焦虑。所谓武昌起义，其实就是新军将士要对僵持数月的政治局面表示态度，就是通过武装哗变，或者说兵谏向朝廷施压。
如果说在这之前让清廷自我纠正两个致命失误比较困难，其实武昌起义给清廷提供了一个契机，只是清廷没有善待这个机会，反而以为湖北新军的哗变就是反政府就必须镇压，至于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更不愿在这个时候让步或调整。结果我们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军相继起义宣布光复，清廷依然采取鸵鸟政策，不愿正面回应人们关注的实质问题，其内心深处其实在想着这些哗变的各省新军不过是地方军队，只要中央军不出问题，一切都会照旧。
清廷的底线是不错的，只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央新军的政治觉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义不到20天，驻扎在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的北洋新军主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向清廷发出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朝廷立即撤销皇族内阁，宣布皇族永远不得介入政治，尽快组成真正的责任内阁，立即召集国会，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
第二十镇是中央军的主力，滦州兵谏终于使朝廷惊醒。第二天，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很快撤销了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这一系列举动为清廷君宪主义赢得了新的机会，南北之间的紧张略有缓解。然而到了召集国会时，新问题又出现了，那个先前把持着政治权力的皇族又不愿放弃权力，他们在南北和谈过程中一再刁难，终于引发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不满，段祺瑞等人遂于1912年1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清末宪改启示录
段祺瑞为代理湖广总督和武昌前线北洋新军第一军总统官，和北洋将领的共和通电一锤定音，宣布君主立宪政体成为过去，中国未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胶着几个月的混乱局面终于理出了头绪，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尽量尊严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当时已成为唯一选择，但在走向共和的时候是否还应该像孙中山十七年来所要求的那样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呢？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在稍后的谈判中有坚持有妥协，坚持了共和原则，放弃了驱逐鞑虏。这个让步不仅表现出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且由此骤然生发五族共和的政治概念，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发展影响深远。
从清廷的立场看，原本为大清寻找出路的政治变革得出这样的结果，确实难堪，但正如严复所说，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绝境，是满洲贵族太不知妥协、不知退让。按他的说法，当清廷宣布十九信条的时候还有走上君主立宪的机会，只是皇族中的强硬派还对君主专制寄予希望，结果煮熟的鸭子飞了。
当然，就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的立场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并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帝制终止了，民国建立了，然而这个民国与他的构想毫无关系。五权宪法没有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构想没有了，用鲁迅的话说，民国除了一副空招牌外，什么都没有变。过去许多年，人们将这归结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言下之意，革命党应该不妥协、不懈怠，宜将剩勇追穷寇，战斗到底。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走过的路就是历史。重新建构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遵从孙中山的设计，而是沿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的路往前走，各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各省都督改称省长；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中国实际上在实行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毕竟因为这场革命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