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我国北方的农牧界线历经变动，形成一个动荡不定的农牧交错带——农牧过渡区，也即长城地带。其形成和过渡性的地理环境及交错分布的民族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正如前面所述，这里属于半湿润向干旱气候过渡的地区，水热条件优于产北方草原，但不如南方传统的农耕区。对于牧业来说，是它扩大优良牧场、壮大游牧经济的好场所；对于农耕业来说，这里又是“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的分界线。所谓“雨养农业”即通常年平均降水量在250—300毫米之间，还可以发展“靠天吃饭”的农耕业；所谓“灌溉农业”，即当年降水量不足以满足农耕业的最低需求，必须依靠灌溉，只有在具备灌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耕业。长城地带，东部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西部也在200—400毫米之间，所以大部分地区可发展“雨养农业”，是农耕民族扩大耕地的主要目标。
总之，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既宜牧又可扩耕，是农、牧都可争、都想争的地区。这是长城地带成为半农半牧地带的自然基础。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民族力量的变化，农牧界线是相应变化，在你进我退，或我进你退的长期对峙、拉锯过程中，使这里成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融合带。由于民族习惯，至今这里的汉民族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以牧为主。在长城修建的历史过程中，秦、汉、隋、唐、明、清等时期，为边疆安宁，都曾大规模向长城地带移民屯垦，发展农耕业，农区向北推进，牧区北退；而魏晋至南北朝、五代至元这些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放牧业向南扩展，长城地带不少农田退农还牧。但2000多年来总的趋势是农耕区向北推进，牧区后缩。据统计，从元代至今，北方农牧交错带向北约有六次明显的推进，总的推进幅度最小处也有上百公里，最大处可达300公里。北部的农牧界线由战国时期的燕山——太行山以北、以西，推进至今日辽河中上游——阴山山阴——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现在，长城地带的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少数民族还多以畜牧业为主。
3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力”的平面带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考察长城地带，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力量相互对峙、较量形成的平衡带。尽管长城内外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各部落、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夺取空间领域，相互争战是经常发生的，在双方领土的边缘地带，往往是直按摩擦、碰撞，战事最频繁的地带。长城所在地带就处在这样一个政治区位。
在长城的发展历史中，攻、守双方经常是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或诸侯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则集中表现在中原农业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两者之间大体上以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为划分界线。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相比较，自然条件，特别是水热条件，自然资源要优越得多，因而其劳动生产率相对也高得多。农业文化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农耕业定居的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加快了文明进程；而在游牧文化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则延缓了其文明的进程，甚至长期保留更多的原始成分。尽管如此，在原始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并不一定总是呈正相关的。特别是游牧民族在作战方面的机动能力、骑兵的神速快捷，往往是农耕民族无法比拟的，而农耕区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又有着极强的诱惑力，所以长期来，北方的游牧世界始终是对南部农耕区构成长期持久的威胁。
领土是民族活动的物质基础，资源和财富的源地。扩大领土不仅可以取得众多的资源和生活空间，还可以掠来大批的奴隶或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当北方游牧地区力量集聚、壮大，或农耕区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时，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显倾向游牧地区时，游牧地区的统治者就会不顾一切地向农耕区发动冲击。同样，农耕地区的统治者，在保卫边疆安定，护卫农耕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只要有可能，也是千方百计地用武力去扩大其领土，使其它民族臣服而兼并其领土。所以，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为了防范居高临下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为加强原来不太高的燕山、阴山及黄土高原等自然阻隔，都不惜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断兴建、加固长城。这条人工修造的万里长城因此发挥了分隔两个政治单元的功能。长城的延伸或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例如，在我国历史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匈奴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重要力量。战国末，匈奴进入奴隶社会，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占领了蒙古高原，并南逾阴山，渡黄河。燕、赵、秦等诸侯国则筑北长城以阻隔。秦统一后，中原王朝力量强盛，匈奴北撤。秦汉之际，匈奴又“东击东胡”、“灭胡东王”；西击走月氐；南并楼烦、白洋河南王，侵燕代。战事都发生在双方力量对峙的长城地带。汉武帝以其强大的武力击败匈奴，并筑长城以阻隔。长城阻隔了北方匈奴的侵扰，保卫了农业文化区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明代，虽然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但在开国初就无法彻底消灭蒙古的残余势力，过去秦汉长城中段所在的阴山山脉已成为蒙古人残余部族向南侵犯的根据地。作为分隔两种力量的长城也随之南缩。当明朝势力转弱后，更难以对付蒙古统治者的侵犯，只能防御，鄂尔多斯南边一段长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筑起来的。
历史上，长城南北两大文化集团，长期处在对峙——不稳定——停止又对峙的循环往复之中，而长城是两种势力的藩篱。由于它的阻隔，不仅保护了中原较先进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北方游牧民族向高层次文明社会的发展。因为对抗、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在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对撞中，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不可能抵挡和抗拒先进的农业文明的诱惑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融合到农耕经济之中；当游牧民族撤出中原时，他们也有意无意地带走当地有技术的工匠，促进了游牧地区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