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皆由科举入仕，心存匡时救世的抱负，寻求切合国计民生实务的学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成为力图更新儒家学说，匡时救世的一批明儒的代表。徐光启曾撰《辨学章疏》，为西方文化作辩：“佛教东来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心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他以西方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达到久安长治，因此认为天主教补充儒家的欠缺，提出以天主教“补儒易佛”。对西方文化，徐光启的总体认识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是第一步，即首先是了解西方文化，第二步是会通西方文化，第三步则是超越西方文化。他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此外，徐光启还主持了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现行农历的基础。李之藻提出：“西贤之道”，与释老大异，而与“尧舜周孔之训则略同”，“六经中言天言上帝者不少，一一参合，何处可置疑矣。”(《刻圣水纪言序》)。杨廷筠说：“取西来天学，与吾儒相辅而行”(《代疑续编·跖实》)。很明显，他们认为天学与儒学可以相结合，也就是天学可以补充儒学，这是他们认同天学的理论基础。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出现于明儒笔端的。
从晚明留存于世的一些明儒对传教士著作的译介和撰写的序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明儒笔下，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给了高度评价。处在危机中的明末儒者，认同接受西方文化作为补救儒学的良方，不仅写下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文化，而且也留下了他们当时的文化心态，他们虚心学习异文化，进行平等的中外文化交流，同时又具有一种文化自信，这正是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们笔下，西方文化入华近半个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已经纳入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中西文化交融已结出了果实。就此意义而言，也可以说这些明儒实际上在试图开创一种新儒学的境界。
(万明，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