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说，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他在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写道：
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
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则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
更不要说，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头头”的，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一个当过牙医，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在“文革”浩劫之余，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正因此，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写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说得多好啊！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