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月19日启用印信的当天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单设一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学课程和师范课程中也没有读经科。对于孔子，他认为其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在4月同记者的谈话中，又指出旧学自应保全，但大学亦不设经科，相关内容分入哲学、史学、文学。可以看出蔡元培认为在共和政体下，经学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但作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依然可以存在。
不过，此时的民间，却是别一番风景。中国各地祀孔之风仍盛，儒家文化的主要生存空间正由经学形态向民间“草根”形态过渡。与此同时，不少人撰文称中小学读经一科不宜尽废。
为实行帝制，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科，大学独立单设经学院。经学之意识形态功能，又一次被彰显。这自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经学无用化，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与传统学术价值，也被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只堪作为文献资料的“国故”。其后虽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等书认为东方文化有诸多优点，一度引发东西文化优劣讨论，但影响不大。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1920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改文言为白话。这意味着在小学教材中不允许出现经学内容。1923年更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不过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受到抵制。
二梁之后，又有章士钊主张文化调和论，反对与旧传统割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1925年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后，决定自初小四年级起读经，每周一小时，不过因其旋即去职，未及施行，倒是引起了一个读经争论的小高潮。1925年山东省省长熊炳琦、1926年江苏省都督孙传芳令省内学校添加读经。纵观经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其命运犹如一位过了气儿的演员，上台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呆在台下的时间越来越长；好不容易被推上台去，却很快又被观众轰下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