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提出过“人类资本”的概念。他在著作《美国种族简史》中这样写道：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在数量上足以代替自己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的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就的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被白白葬送掉了……
事实上，这一概念不仅适用美国历史，也足以镜鉴当今的中国文化发展。
相比于索维尔所言的家族财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累积了更多宝贵的“人类资本”。而传承这些精神财富，除了官方的办学、修史、刊刻图书等文化活动，更多依靠的是各个时期的“文化世家”。
历史上国人的治学十分看重“家学渊源”。关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曾有精到论述。早期的文化世家有魏晋时期的王、谢家族，史称“王谢风流”。近代亦有“五大文化世家”：广东新会梁氏、浙江德清俞氏、江西义宁陈氏、江南钱氏、安徽建德周氏，其成就堪称烛照整部中国文化史。
不但通都大邑，即便是偏僻乡村，也散落着以“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自许的书香门第。这些世代相袭的文化家族，如繁星般遍布中华大地，编织出一张中国文化发展的版图；又如千山万壑间流淌出来的涓涓细流，汇成中华文化的滔滔大河，承担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
不过，一个家族的“人类资本”若想传承下来，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一是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近代著名学者钱伟长曾回忆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中国人古有“幼承庭训”之说，而江南钱氏也有“钱氏家训”、“钱王遗训”传世。严格有效的家庭教育，奠定了他们日后为人治学的根基，包括器识和格局。要说起跑线，这才是真正的“起跑线”。
条件之二，则是一定的人口基数，即家族的总人口。过去的文化世家都是大家庭，同一辈分中通常有多名男丁。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育有四子两女，梁启超育有五子四女。子嗣众多，则更有可能出现天资聪颖、以读书做学问为志业的子弟，从而在概率上保证家族的文化优势代代传承，不致中断。事实上，历史上的这些“文化世家”，人才的涌现往往呈“集群”现象，“钱氏三兄弟”、“周氏三兄弟”、“陈氏三杰”，都曾在当时传为佳话。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领域的“人类资本”，其累积过程往往需要四五代人，经过上百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够开花结果，蔚成气候。倘若没有足够的后代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恐怕只能白白丧失了。
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忽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各文化世家的命途却不可不谓多舛。历次的政治运动让它们遭受重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扫荡，使文化世家受到致命打击。其子弟不但失去正常的读书求学机会，连生存都成了问题，遑论完成家族文化传承的使命。随后而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又使家族文化优势的传承失去了人口基数的支撑，境况愈发雪上加霜。
事实上，曾经在近代历史上名噪一时的“五大文化世家”，如今已人丁寥落，鲜有继承家学、从事文史的子弟。陈寅恪家族就是一例。在被尊为“大师”的陈衡恪陈寅恪兄弟之后，陈氏家族历经四五代人，耗时200余年辛苦积累的“人类资本”，却行将后继无人。中国历史绵延上千年之久的“家学渊源”传统，如今也濒临中断。
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要像索维尔所描述的那样，从头开始，重复祖辈的奋斗，去积累新的“人类资本”？
比之过去，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等文化设施越来越多，各地地方政府也不断承诺，投入巨资支持文化创新。但仍有一个问题应当被提起：传承传统文化、抢救濒临灭绝的文化世家，是不是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还需要文化世家吗？（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