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荣誉授予华人。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对话
记者：为什么在香港的30年间，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最高？
饶宗颐：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