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其所法：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
世界范围内伟大思想家中，其思想古代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现代仍呈冲击主流之势的，唯有孔子了。作为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探究这一漫长历史事实背后的真理品格，不得不深刻揭示孔子对历史动力机制的认识。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读通《论语》，明晓了孔子思想中天命、仁、礼等核心内容后，可以看出孔子的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层面的辩证统一。我们先来考察这种统一。
第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从表面看，社会历史似乎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必然性支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孔子认为，天是世界主宰，世界万物万法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普遍联系。他并不认为天是人格神，不信鬼神，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天命有着科学的态度，《宪问》记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是明确阐述天命与道关系的章句，孔子认为天命是客观存在，自有其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是人、社会的主观存在，是思维对天命的反映。他对天命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下学而上达”，“五十而知天命”后周游列国十四年，矢志弘道，倍尝艰辛，归鲁时已是垂垂老者，如果没有对天命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断然没有这种力量的。
第二，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其在阶级社会的直接表现。如果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渐进过程，就能明晓他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历史动力。《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是樊迟首问，体现了孔子早期的思想。这时期的孔子不关心稼、圃之术，也就是不关心社会生产，他认为构建正确的政治秩序才重要，重视的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他周游列国的初期仍然抱着这种看法，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理想的政治制度，连公山不狃、佛肸这样的反叛者都想去辅佐，以为凭自己的思想就能改变一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在困难重重的现实中，在广泛实践的锤炼中，孔子的思想丰度渐进饱满，尤其是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说不搞生产政治最好又有什么用？此骂切中要害，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层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孔子无以反驳，困顿之境强烈地震撼了他，激起他深刻反思：弘扬天道除了思想定力和满腔热血外，还必须要有王者的觉悟和权威，必须要有人民的觉醒和力量；弘扬天道除了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还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足。他反省到自己的思想体系轻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缺陷，深刻理解了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时期他的思想升华到“无可无不可”的从容自若的境界了。对国家的评判有了科学标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是针对邦说的，不是针对人说的。邦有道无道是第一层标准。邦无道，即使这个邦富且贵，那么也是乱邦，不能居；邦有道，却是贫且贱，则是危邦，不要入。危邦乱邦都不是善道，不是善邦；善道善邦是有道且富且贵，这是第二层标准。孔子这一标准的哲学和政治内含是：坚持以宇宙真理为指导思想，同时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同起来，并重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就指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概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适当发展人口外，发展经济是第一步的，发展文化是第二步的，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这与他早期的思想已经明显不同，显示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和逻辑的洞明。
第三，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伟大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基本原理。孔子认为，道虽然是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规律性，但是并不具有自由意志，人才具有弘扬真理的主体性、能动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大人，侮圣人之言”，圣人知天命，大人行天命，伟大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历史有重要作用。孔子特别重视教育，着力培育君子阶层，目的就是引导君子阶层发挥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带动人民践行真理，正确创造历史。
这三条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见孔子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具有统一性，孔子思想的超时代性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根源。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到这里就完结了吗？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结的，马哲并未实现历史观与宇宙观、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通融，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充分暴露了这种缺撼。在孔子思想里，则呈现不尽相同的情况。孔子反复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他所有观点背后的逻辑性是一以贯之的。他“五十而知天命”，洞悉了宇宙真理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高度达到顶峰；“六十而耳顺”，明晓了社会运动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丰度达到顶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个人身心活动游刃于自由王国，不逾越一以贯之的宇宙规则，实现了天人合一。可以看到，孔子把人的活动、社会活动、历史运动、自然运动的规律性都统一到天命上去了。当然，由于古代“天在上、地在下”的世界观局限，孔子并不认为天命论已经完备。他作《春秋》，把天命观和历史观蕴含于历史事实当中，并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自己思想的正确和缺陷十分清楚。应当看到，这不是孔子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是时代的局限，是人类整体认识能力基于经验推理的局限。历史观的实质是宇宙观在人类社会运动上的投影，历史运动的逻辑性最终要统一到宇宙运动的逻辑性上去，就个人素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洞察了逻辑的必然，孔子则洞悉了必然的逻辑，两千多年历史实践以及孔子思想强盛的当代生命力也足以证明天命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孔子洞悉了世界本原，真正解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把宇宙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最大成果，形成了古代世界观条件下最正确的哲学思想。他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思路分为两个有机部分，第一部分体现真理原则：透彻认识世界本原，以天命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尊奉对天的信仰；尊崇天人合一的仁者，只有树立文化的绝对权威，民族思想才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也符合社会运动逻辑和大众的认知习惯；施行礼治，礼是符合绝对真理的人、社会、国家的行为规范，齐礼才能辨是非、序尊卑、分重轻、别进退、知荣辱、明爱憎，复礼才能达仁；倡学重教，培育君子阶层，君子阶层具有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引领者。这一部分思路可以概括为“奉天明道，尊圣立魂，齐礼达仁，致思求真”，其指导思想是：社会管理的实质是不断改进人的主观世界从而逐渐深化对宇宙绝对真理的认识，实现一定条件下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社会管理的立足点、着力点、落脚点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其实现途径是洞悉真理的圣人指引先进阶层，先进阶层引领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整体世界观的进步又推动对一定条件、一定范围的突破，从而开展在新的条件、新的范围下的思想和社会运动。第二部分体现价值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之要在于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还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持进取包容的态度看待人生和历史。这是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体现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正确把握。孔子思想中和谐稳定的上层建筑模式就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融合，当然他也清楚这一模式构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朝更国亡频繁，但在社会管理方面，有几样东西始终没有变：一是对天的信仰没有变，二是对孔子的尊崇没有变，三是礼法兼治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四是尊儒重教、开科取士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没有变，五是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没有变，六是进取包容的历史态度没有变。此六条是古代中国社会管理的骨架，是中华文化繁荣永续的内在禀性和机制保障。前四条体现中华民族对真理的准确探索和遵循，后两条体现对价值观的正确抉择和把握，其底层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宇宙真理决定历史、知天哲人发现历史、先进阶层引导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就是传统中国道统的内核，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这也从实质层面揭示了孔子的世界观确实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真理一旦被人民掌握，就获得创造历史的力量。古代中国社会遵循“奉天尊孔、齐礼致思、据德持进”的核心管理模式，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融合起来，创造了波澜壮阔、灿烂辉煌、连绵不绝的伟大文化。其他文化由于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要么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消失，要么另起炉灶、断续发展，缺乏社会的普世性和历史的统一性。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虽然首先从现象层面推翻了古代世界观，并在对绝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伟大而丰硕的成果，但并未完成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至今仍未建成。应当看到，古代中国核心管理模式由于具备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科学性，因而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传承价值。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现代中国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以贯之的境界，再依据本体论的改变情况，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古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现代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重建科学的历史动力系统，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实现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应当认识清楚的当代历史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