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都市文学相关的题材。但是，中国都市的深层生活很可能隐藏在都市人的内心深 处。魏微的《化妆》刻画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恶”；吴君的《亲爱的深圳》不那么惨烈，却更非人性，她接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徯晗的 《誓言》不是来自关于夫妻、婚变、情人、通奸等当下生活或文学中屡见不鲜又兴致盎然的讲述。这些场景或关系，从法国浪漫派一直到今天，都是小说乐此不疲的 内容和话题。但《誓言》写的是母爱由爱及恨的“变形记”，它匪夷所思但又是切实被“发现”的故事。这些作品中的很多观念都“不正确”：一个男人打量女人的 心理如此阴暗、“企业制度”明目张胆地阻止夫妻过正常生活、一个母亲竟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毒手”。但是，这就是新文明崛起后的“心理现实”。在这些作品 中，被揭示的心理或精神现象集中在“恶”的方面，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就生活在这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新文明”中，而“恶”———就是都市生活最深处正在发生 的兵荒马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它都是这个时代生活真实或本质的反映，我们都会明确无误地感受到，这样的文学才与我们 的当下生活建立了联系。只有关怀、关注当下生活的作家，才能写出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作品。现在的“50后”已经功成名就，青春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当年 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诚恳，今天都已成为过去。如今，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而且刻意处理的“历 史”也早已有了“定论”，他们的表达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既看到了这代人的谨小慎微，也看到了这代人的力不从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深切地理解，为什么 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深受读者和文学界的爱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和精神状况；为什么2011年格非的《春尽江南》获得了批评界广泛的 好评？就因为格非敢于迎难而上，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精神跌落的深切忧患，这样的作家作品理应得到掌声和喝彩。一个时期以来，曹征路、迟子建、魏微、晓航、鲁 敏、吴君、葛水平、刘玉栋、陈继明、黄咏梅、李铁、李浩、余一鸣、胡学文、邵丽、关仁山、杨小凡等，构成了新的文学经验汹涌的潮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 可以肯定，当下文学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不仅仅是空间或区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场景和人物的变化，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大变化。而 对这一变化的表达或处理是由“60后”、“70后”作家实现的。“50后”作家还会用他们的创作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 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