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根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
要建设文化，当然得清楚文化的本质及其决定性因素。
历来地来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就形成民族。一个民族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其所生活的地域范围，一般地说，这种认知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各民族对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从而形成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这就是文化。归根结底，文化的本质就是民族的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和人生观，三者浑然一体。
在文化的诸多内容或者方面中，哪一项是根本的，决定其他内容或者方面的呢？只能是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力量，思维方式是当然的决定民族文化本质的因素。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思维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和身体一起，既受内因的影响，也受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外因的影响，思维与身体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地理和气候环境提供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了思维进化的视野和线索，在劳动的基础上，和人脑自身一起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大自然和劳动创造了人的身体和思维，大自然和劳动的差异也创造了民族的身体体格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这个本质定义和决定性因素出发，我们就能以宏大的视野和精微的逻辑通融地考察关于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
这个定义表明文化与作为系统化世界观的哲学在本质层面有着天然的联系。世界观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其核心是世界本原问题。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天然地要对世界本原和人的起源感兴趣，天然地要对此进行探索，概括地说，这些兴趣、探索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必然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作为世界观的根本，这是民族和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地方。世界本原问题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解释了生命的本原，从而使民族、文化凝聚共识、明晓准则、形成合力、统一方向、获得皈依，构筑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根基。
近代以前的中国是有着五千年乃至更久远神圣信仰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信仰是天地，把天地看作是世界本原。古人看世界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无限世界，基于这种经验认识认为天地生万物、主万物、和万物，天地这种运动规律性就是天命，由此建立了“天尊地卑、皇权天授”这种“天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这是道统的根本。在古代中国，天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聚合的思想根基，是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是文化繁荣的筋骨灵魂，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终极审判者。“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化光辉灿烂、连续不断，与古代中国人稳定的天命观和道统有着最大关系。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天和道，对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本质认识以对天和道的通透认识为标志。
与古代中国不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古代西方的社会主流认为是神创造了世界，宗教信仰在古代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揭示了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人类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生物进化乃至地球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规律性过程，形成了现代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迫使宗教和儒家走下统治地位。现代世界观在西方是在与宗教的直接斗争中不断发展定型的，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尊地卑、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天和道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科学认知。
必须以最宏大的视野看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是人类探索世界本原过程中最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具有最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基于经验认识的逻辑推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上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因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化而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撼动了儒家、宗教的世界观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浩大变局，这个浩大变局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科学探究世界本原，解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完整、彻底、准确地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以现代世界观为基础建立了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体系，使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渐次深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一直是不完整、不彻底的，完全适应现代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打破了旧信仰，但并未建立本原意义上的新信仰。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现在，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才能改造对世界。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人类在实践上极大地改造了世界，在科学上极深地认识了世界，现在到了不得不在哲学上极真地解释世界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新的历史定位，必须完整、彻底、准确地认识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从而完全科学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世界观是政权存在、繁荣和永续的法理基础，必须把这个讲全了，讲透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神圣天然、无可辩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找到根基、骨架和神韵。必须坚定树立对宇宙绝对真理的信仰，以完全明晓共产主义理想。
必须深刻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同的，对以神为本原的宗教是颠覆和否定，对以天为本原的儒家只能是倾覆和超越。古代中国认为天是万物之父，地是万物之母，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乃至当代科学也只是对这个世界本原论证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更清晰罢了。因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现代世界观天然地、牢固地建立在古代中国世界观基础之上；现代世界观并不是对古代中国世界观进行否定和抛弃，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现代世界观与古代中国世界观之间并不是断裂的鸿沟，而是抬升的阶梯。这是构建和谐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必须觉醒的基础认识问题。作为本身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完整、彻底、准确的解答，理所当然地应该全面深刻广泛地阐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个划时代的世界观变革对全人类最根本最浩荡最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继承传统、遵循科学的基础上开创自身蜕蛹化蝶般的原创性发展，健全完全适应现代世界观的哲学理论，从而引导中华民族和人类拨开浩大变局的迷雾，走向晴空万里的永恒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