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射礼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古以来作为狩猎、争斗技术的日本弓射。”--日本学者如是说。
是的，在日本古代的弓术当中，《礼记·射义》的思想孕育了“文射”的仪礼，现代的弓道也在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名著《射法训》一道儿列为经典。这当然不只是中日体育交流的问题。那么，除了思想的接纳和变异融合之外，这在日本文学史上，留没留下什么痕迹呢？
强弓精箭，是渔猎为生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杀伤力的兵器。杀伤的利器遭遇《礼记·射义》之后，绝不仅仅意味着宫廷中增加了一项张弓搭箭、竞射饮酒的游戏，而且标志着日本上层社会接受了这些仪礼后面的君臣之义、长幼之序。日本出现不以杀伐为目的的“文射”，在体育史上固然意义不小，也不妨看作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
日本古代弓术，有所谓文射、武射之分。所谓文射，也叫礼射。《礼记·射义》中对射礼的性质、目的、做法的规定，就是文射的指导思想。其中说:“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又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告诉射手调节好心态，从身心两方面锻炼来提高技艺，而不是怨恨超过自己的强手。这样，对手不再是仇敌，而是推动自己长进的“另一只手”。这样来比箭，谁能说不是对狩猎场上和战场上的弓矢之争的超越呢？
《射义》里面还引用《论语·八佾》的一段话，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当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后登高；射击完毕，走下堂来，然后作揖饮酒。《论语》描述的这种竞争是很有礼貌的。这些话，就像是一个编剧提纲，日本奈良和平安朝宫廷里面年年都要演出由天皇导演的“竞射”活剧，演出内容在变化，而射礼的精神内涵都不离这个提纲。
7世纪后半期的天智朝，朝廷把大射（诗礼）作为每年必定举行的重大活动，进行各种“仪礼之射”。平安中期以来，国家射箭比赛，是所谓“赌赛”，或称“竞射”，往往在正月十八日举行，如果正月这一天是忌日的话，就改在三月十四日，都是相当隆重的赛事。胜者可以获得奖赏，而负者则要罚酒。赛后要演奏雅乐，舞蹈助兴。根据日本史书记载，射手分左右两方，左方胜则演奏“罗陵王”，右方胜则演奏“纳苏利”，不分胜负则两曲皆奏。
《古今著闻集》中的一位神射手的故事，正是“射者，仁之道也”的注脚。说每天都有鱼鹰来宫中的池塘里叼鲤鱼吃。这位射手接到命令，要他射走鱼鹰，救出鲤鱼而又要不伤鱼鹰，不杀鲤鱼。这位射手好生了得，一箭向那正抓起鲤鱼腾空飞起的鱼鹰射去，鱼落鹰飞，转眼间，鲤鱼浮出水面，而鱼鹰已盘旋而去。这位射手，可以说实现了是“射者，仁之道”这一《射礼》的宗旨，所以他的高超射技，就格外受到赞许。鱼鹰不死，鲤鱼不伤的皇命中，当然还体现了佛教不杀生的戒律。
不过，历史的活剧未必听从编剧的设计。平安时代中期，并没有出现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和美图画，奈良朝律令制推行者幻想中的汉唐盛世，也没能完整地搬演到日本来，政权反而为藤原氏所控制。所以，宫廷中的彬彬有礼的射礼年年还在演，而性质则在悄然变化。射礼在院政时期变质，竞射已仅是一场游戏了，那射礼中体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温馨氛围已经不再。
在这一时期，在弓矢技术的层面，来自中国的合成弓制作技术也传到日本，竹木合成的强弓，增大了力度，扩大了射程。武家对弓矢的重视，更偏向于实战和军事训练。跨入中世纪，温良恭俭让的“文射”被武勇的“武射”所取代，仁义之弓让位于戎马之弓。镰仓幕府以弓马修炼助武士道义，将流镝马、悬笠而射、追犬射物等骑射活动，用于备战练兵，而围猎也使弓矢大显神威。在枪炮传入之前，弓矢是武士手中最值得骄傲的玩意儿。由此，日本的弓术，形成了“日置流”等武射倾向很强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