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听风者》上映第一周，票房就过了1.5亿，这多少是搭了文学的顺风车，它改编自获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小说《暗算》。前不久头一部踏进国产电影“7亿票房俱乐部”的《画皮2》，“狐妖”的原型和“画皮”的噱头都源于《聊斋志异》。大洋彼岸亦是如此，今年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雨果》、《后人》、《龙纹身的女孩》、《帮助》，全都脱胎于文学作品。
影视当红的年代，文学被裹挟到影像当中，哪怕古代文学也逃不掉。
本届上海书展国际论坛上，当中国作家莫言、苏童、吴念真携手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和日本作家阿刀田高絮叨起“影像时代的文学写作”，不少听众一度恍惚：“这是书展还是电影节？”当然很快恍然大悟：这些个作家都与影视有着瓜葛。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被张艺谋相中，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大卫·米切尔小说《云图》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在即；现年77岁的阿刀田高，已有50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吴念真就更不用说了，影视圈里混得很开，以至于他的作家身份倒不那么为人所知。
双方的关系，并不那么剑拔弩张
谈论影像时代里文学写作何去何从，似乎有个预设前提：文学已被影视推到越来越边缘的境地。苏童就坦言分外怀念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一统天下的黄金时期，后来看着文学的地位一点点滑落，挺感伤。不过他深知，琢磨出文学与影视的相处之道，是影像时代的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影像时代是个大时代，是个窗外的时代；而个人写作是个小时代，是个窗内的时代。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我就和电影纠缠在了一起，不得不面对两种层次的写作所造成的漩涡。”每个时代总有其文艺样式的主流，苏童说“我们所要学会的事情恐怕不一定就是适应时代，而要学会在这个时代中留下自己的一间小屋，使你舒服的、愿意为之生存的小屋。”听听，他话里话外很有几分被影像时代挤压的无奈。
有必要将文学与影视对立起来吗？阿刀田高说，在日本，两者早在50年前就被捆绑在一起了，受欢迎的文学作品总会被拍成影视，而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畅销的文学原作，双方共存共荣。吴念真也说作家不必把影像当敌人，因为改编出来的影视剧的好与坏，根本不会影响小说本身的价值；影视剧等等反而能让小说多一种传播方式，为更多人所知。“1960年代在台湾地区流行一种闽南语广播剧，有段时间那些剧本都改编自世界文学名著。后来有一回，我儿子说起他在看《基督山恩仇记》，我母亲也来搭话，这让小孩诧异不已，在他印象中，祖母大字不识一个，怎会看过《基督山恩仇记》？他不知道，老祖母在那个听广播剧的年代听过这部书！”他还说文学与影像其实从根上就分不开，“你看一部小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在自己脑海中演戏？这与把文字影像化没什么不同。写小说的人用的白描手法，不是在把影像化为文字吗？”大卫·米切尔认为影像是文学的同盟军，“文学写作会在影像时代更加繁荣。人们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像有吸引力，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快餐，而需要慢慢品尝的文学能提供给人们另外的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