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这不是翻译家的态度和作为”
弓拔弩张气氛中，也许最置身事外的就是特翁本人了。自1990年中风后，他沉浸于用左手弹钢琴与写诗的宁静之中。他应该还不知道，或者不必知道，马悦然——相识五十年，1983年开始将他的诗译成英文的老朋友，和李笠——1987年首次和他见面，交情甚笃、翻译了他的诗歌全集的中国译者之间，正在爆发一场以保卫他的诗歌为由的战争。
“我们并不愿意参与争论。其实李笠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马悦然会客观写一篇对于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书评。”马悦然夫人、学者陈文芬对记者说。答应接受采访几个小时后，马悦然的电子邮件于11月6日凌晨发送至记者的邮箱，并附有以瑞典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比较的李译特翁徘句错误报告。
在同一天，马悦然正式起草一封信件通过航件邮件形式向上海递来。
“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为何决定写信给李笠？
马悦然：我不在乎李笠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是他的那首《写给……》(指李笠11月5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给一个和老头结婚的年轻女人》)是侮辱我的妻子的。李笠那两首攻击我跟我妻子的诗文，不是一个翻译家讨论问题的方法跟态度。我在信中表明我对此事的态度。以前我只认为他是不好的诗人，很坏的翻译，现在还知道他是心恶的人。
文汇报：这件事的起因似乎是您在上海的记者群访会上说之前翻译特翁的作品有一些错误，因而激怒了译介了中文版《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李笠。
马悦然：我指的是有些译本有错误。但这不代表这些译本不可读，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翻译的优点缺点，以及自己的编辑与诠释。正如你在上海的记者见面会上亲眼所见，我没有提出任何一位译者的名字。就像《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有一百多个，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特翁诗作的译本。特别是我选择了特翁中风以后的诗作。我在上海的演讲，从未指名道姓任何一位译者的译本有哪方面的问题，我只说过，现有的特翁译本有些错误，比如英文版《道德经》有一百多个译本，我需要自己翻译一个译本。其二，上海之行，我不但从没说过李笠的译本出错，相反的，在复旦大学演讲《我为甚翻译特翁的诗作？》我朗读比较过李笠、董继平两人翻译《风暴》这首诗，李笠这篇的译文节奏感比董继平好。他有优点，也可以夸奖。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关于特翁的徘句中您译为“紫藤”而李笠认为应该是“牛舌草”的植物，瑞典文原文到底是什么？
马悦然：我每次翻译作品遇到植物学方面的问题，会请教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著名植物学专家Bertil Nordenstam，收到你的提问，我立即发电邮询问他，自己也上网查过，答案是相同的，我翻译的“紫藤”跟李笠翻译的“牛舌草”，拉丁文同属Echium(蓝蓟属，——记者注)。
文汇报：李笠认为您将书名译为“巨大的谜语”是“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对此您有何见解？
马悦然：“谜”在汉语里头少用来当名词，“谜语”是个名词，也符合“DenStoragatan”(诗题是名词指定式)，另外，“巨大的谜”，不如“巨大的谜语”听起来有原题相同的节奏感。诗歌的节奏跟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文汇报：正如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中国有若干个译本一样，特翁在中国也已经有了来自于李笠、董继平、黄灿然、马悦然等的多个译本，这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选择困惑。您有何建议给中文读者？
马悦然：我没有任何建议，请读者自己判断。我在《巨大的谜语》序文已将翻译者的责任说得很清楚，我很愿意读者多理解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你也可以发现我在自己的序文从来没有批评过李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