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北京大学举行了“2012•文学与影视高峰论坛”，论坛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作家文摘》报协办。论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文学界与影视界人士能就“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提出各种看法，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如：著名编剧王兴东强调要让人们记住原创作者的力量；李建军研究员批评当前一些电影弱智化、反诗意性、反人性化；著名编剧崔曼莉希望影视作品既要很好看的故事又要有文学性、诗意美学；著名编剧赵大河强调好作品一定要传播一种精神，要给大家一种温暖，要给大家一种光；著名作家柳建伟批评现在很多作品热衷于揭示人性的恶，显示很多不必要的血腥镜头，他肯定《少年派》给观众带来哲学思考，带来温暖和正能量。等等，这些专家们的看法引发人更深入地思考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
从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来看，文学一直在提供文化资源，很多电影人起先是受文学熏陶而后再进入影视界的，不少文学家后来投入到影视创作中，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正是因为有其文学的韵味才更具有文化魅力的。在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的历史上，文学曾经为影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几年影视的快速发展却使影视对文学的态度发生大的变化，影视不那么重视文学了，文学意韵在影视中似乎不太能感受到了。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一些影视界的人士不重视影视剧本创作的文学韵味，制片人，甚至导演对编剧创作的干预过多，结果经常让影视剧本变得面目全非，因受票房或收视率的功利需要的制约，影视赶时髦，追时尚，缺乏感动人的好故事，缺乏对人性的关怀，缺乏让人敬仰的精神境界；其二，现在影视也重视与文学的互动，但更多地是在“利用”文学，利用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利用网络作家的“粉丝效应”等来增加票房或收视率，而不是注重于吸取文学作品的好故事，不是认真在吸取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韵。
文学作品被影视界“拿来”之后，经常被“肢解”后“重装”，而且拼凑些时尚噱头进去，弄得稀里古怪，令人啼笑皆非。于是，文学作品经由影视的转换，失去了文化影响力，失去了价值追求的感染力，变得肤浅了，没趣味了。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的：目前中国的影视作品难以提炼正确的价值观，好的文学作品明明存在，编剧却“剑走偏锋”，找到不该展示的地方进行大肆渲染，这严重阻碍了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全勇先先生更是尖锐地提出：“胡编乱造的狗血戏让人很头疼，现在的影视剧全是在展现一堆烂生活，看不到境界的提升，也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例如，宫斗戏展现的都是争宠，人和人之间都在没有尊严地活着。”
可见，针对着当前影视与文学的这种不太愉快的“婚姻”状况，对于影视与文学的互动，要有新的思维，要转变影视对于文学的“拿来主义”的“利用”态度，不能仅仅从借势名作家、畅销作品的角度去考虑互动。事实上，文学与影视之间，不仅是两个艺术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转换的关系，在发展的源流上，文学比影视早，文学经常为影视提供艺术文化的基础、底蕴，文学为影视注入了文化意蕴和价值追求。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先生用一个很形象的比例来强调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他说：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母亲，一切影视作品都原生于文学作品。所以，电影就像尼尔斯(童话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主人公)一样，必须骑着文学这只“鹅”才能飞翔。
当然，文学与影视是两个艺术门类，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但并不是可以直接进行转换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先生认为：好的文学基础，不能够自动生成转为好的电影，“文学向电影转化的时候，涉及多种力量的博弈，尤其是工业的专业的一些过程，还有其他的过程。我们承认小说《白鹿原》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对电影《白鹿原》不满意。”的确，现在一些编剧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未能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注入影视中，过分追求影视的哗众取宠，兴趣与赶时尚搞噱头，文学和影视未能真正亲密地携起手来。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的：中国目前的文学与影视关系并不是很匹配，而是相当紧张的状态，“我发现，文学和影视纠结的拧巴关系始终存在，就像是不太幸福的婚姻。目前中国的好小说却改不出好电影，《白鹿原》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原创的匮乏又使得小说改编成为影视剧剧本的一个主要来源，这真是一种尴尬的境地。”
显然，当前急需以新思维来考虑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我们必须全面地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影视技术的特点，影视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它有区别于文学的独特的时空表达方式，有与新技术密切联系的显著特点；它有独特的色彩技术、叙述方式、多元的“蒙太奇”组合等，在各门类艺术（如音乐、绘画、雕塑、文学、戏剧等）中，影视与新技术媒介的紧密联系是最前卫的，这种明显地借助新媒介来表述的特性是不容忽视的。好莱坞电影正是充分地发挥影视的这一新技术特点，以特别强势的力度占领国际影视市场，并以此来挤压其他国家的影视业。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影视新兴市场，好莱坞的挤压力度更大。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策略建议，饶先生说：“电影资料馆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了最近三年好莱坞的主流电影，结果发现，第一，美国正在借助电影高科技重新定义电影或者重新定义现代电影，把其他国家排斥在现代电影生产之外。第二，美国电影现在越来越游戏化，不讲故事。好莱坞放弃和忽视的故事，可能是中国电影的增长点或者中国电影生存发展有效的空间。我们不能简单追捧好莱坞，而失去中国电影生存空间，而中国电影的生存空间就是重视文学和编剧。”
所以，在另一方面，在重视影视对新技术的积极运用的同时，我们不能沿着好莱坞的路数走，不能以为影视仅仅是在比拼新数码技术的应用，不能仅仅是在高技巧地耍画面，不能认为影视与故事无关。我们当然应吸取好莱坞的优点，力争提高影视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更应发挥自己的优势，讲好有趣的故事，表现故事中的文化底蕴，显示中国文化艺术的特色，通过影视喊出“中国的好声音”。
这次莫言获得诺奖后，曾一再表示文学“讲好故事”的重要性，其实，影视讲好故事也同样重要。文学是影视的艺术文化基础，影视的发展史表明，成功的影视剧绝大多数是始足于坚实的文学基石的。影视与文学虽然在语言的表达、媒介的运用、叙述的方式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在对内容的表达上，在艺术精神的追求上，在价值理想的表现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影视和文学都需要讲述精彩的好故事，都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都要表达人性关怀，都要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国影视十年来取得了重要成就，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也预示着辉煌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几年来，影视界却凸现出诸多问题，如缺乏引人入胜、感动人心的好故事等。要么追逐好莱坞，耍技术，拼画面，摆豪华；要么赶时尚，比猎奇，时髦于跟风，异想天开地乱拼凑，挑战观众的常识底线……。近几年，影视的产量是上去了，票房也提升了，播出的剧数也增加了，但多数影视剧的质量却在下降。这种情况的产生有许多原因，而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文学原创力缺少足够的重视，不尊重原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不尊重编剧的独创性，不注重影视的文化底蕴，不屑于表现中国的家国情怀，不用心去表现中国的人文精神。
所以，现在该是更新影视创作思维的时候了，面对着近几年来中国影视出现的问题，面临着美国大片的强势进攻，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另辟捷径，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在核心竞争力上狠下工夫。比如，要善于从文学原创中吸取营养，以滋补影视的不足；要以讲好故事来唤起影视的精彩；要以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来培植影视艺术的丰富韵味；要让中国的影视唱出自己的精彩的“好声音”！我们要以发挥自己核心竞争力优势，促进中国影视产业的健康发展，振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梦。
这次“文学与影视高峰论坛”的举办，无疑是非常适时的好举措，它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文学家、影视界的专家们亲密交流，让影视业内人士和众多的影视爱好者关注影视与文学的互动，让更多的人思考影视与文学有效、有益的合作新方式，让更多的文学家、剧作家、导演、演员、评论家等在影视发展的历史机遇中，能携起手来，互相借力，互为推力，在复兴文化的新征途上，喷发出更多更大的正能量。我们相信，中国的影视界一定能讲出更多的精彩故事讲给世界听，一定会有机会让好莱坞的影人们也欣赏和羡慕中国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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