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看孔子，多见其“复古”，见其“守旧”，其实，回到2500年前，孔子却属激进一派。他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有“不同政见”，还能看到未来。
春秋之际，诸侯们一心想的是争霸天下，谋士们建言献策，谈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诸子百家中，兵家讲攻伐之道，法家说刑罚治国，墨子“非攻”，研究的却是攻城之术，要“以战止战”，就连老子的《道德经》，虽为道家经典，“无为”中也暗含着“帝王术”。这其中，只有孔子的政见卓然不同。他说，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绝非“大道”，“仁政”才是“大道”。
可惜，没有君王愿走他的“大道”。君王自有君王的道理，但孔子不肯放弃自己的理念。“仁政”之路在鲁国行不通，他便毅然辞别父母之邦，周游列国，游说每一位可能给他机会的诸侯，甚至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与海”的毒誓。这完全是一个流亡者的作为，没有一点忠臣的样子。显然，他忠于的是自己的理念，而不是各国的国君。
孔子不仅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还将“仁政”上升为“大道”行于天下的“天意”，并以“天意”来抗衡君王的“寡人之志”。正是这高悬于所有君王头上的“天意”，将君王们置于被衡量和被评判的地位，千百年来，让皇权威压下的儒生士子，多少有一点抗衡君王的精神武器。
孔子的激进更体现在对“大同”之世的向往。他追寻的政治理想不是“天下一统”，而是“天下大同”。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
“仁政”之路通往的就是天下“大同”。对此，《礼记·礼运篇》里有着详尽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一个托名于“复古”的未来社会，以“天下为公”为特征，人人都有生活保障，关爱他人，也被他人所关爱，有点社会主义性质，也有些“和谐社会”的色彩。
对天下“大同”更深的体悟，是在《论语》“各言其志”一章。一天，孔子与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等闲谈，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抢先说，他能让弱国在三年里变为强国；冉求说，他能让穷国在三年里变为富国；公西华说，他更愿意主持宗庙祭祀，会盟典礼。待问到年纪稍长的曾点，曾点正在鼓瑟，一曲弹完，才缓缓答道，自己的志向，与上面三位有些不同。孔子鼓励道，不妨说出来，大家“各言其志”嘛。于是，曾点说出了自己著名的向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描述，让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先进篇）——我赞同曾点呵！
孔子赞同曾点所言，深有意味。宋儒说，从曾点描绘的景象中，可以看出“尧舜气象”；近人也说，其中蕴含有“太平社会之缩影”。其实，更深一层说，在孔子看来，强兵也好，富国也好，文化建设也好，都是手段，人类文明社会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人类回归最自然的嬉戏状态——就像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形容的那样:“人诗意地栖居”——那才是天下“大同”的最高境界。
孔子为中国人提出的一个终极梦想。像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窘境，但他一个人的“大同”之梦，历尽千载，超越时代，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并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梦想。（钱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