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受访时称，中国有太多晚会，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 （3月5日《信息时报》）
朱四倍（河南教师）：晚会本来是以文化大餐的形式出现的，但部分晚会发展到现在，完全可以用“比拼”来形容，不仅拼豪华舞台，还比拼明星的多少，不仅奢华到了畸形程度，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与此同时，晚会除了绚烂的舞台效果，节目本身的艺术价值被搁置了，不少明星也忙于走穴，恍惚间似乎成了“晚会利益链条”的一环，乐此不疲，殊不知，公众对此已是身心疲惫、审美疲劳。
李清（北京媒体人）：中国的晚会，真的太多了吗？我以为，这要看对谁而言。对许多百姓而言，看晚会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濮存昕委员反感的晚会，主要是指用公共财政举办的晚会。这类晚会，通常花团锦簇、流光幻彩，演员阵容庞大，舞美设计华丽，很是“烧钱”，但却不接地气，艺术水准也未必高。当晚会形式重于内容，怎能不令人感到索然无味？
借用一个说法，中国的晚会症结不在多，而是“结构性过剩”，民众需求跟走过场式晚会无法对接，由此产生的资源错位与浪费，也值得反思。
